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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十大知名知识分子代表人物

“公知”,一个如今舆论中在各个领域都常见的名词,指的是带“双引号”的。

公知其全称是“公共知识分子”,在词义的本意上,公知是一种社会人群的代表,是好事。例如金庸、北岛等著名人物,都是公知,当然,这还是在这个词还没有出现“第二意义”之前。

按客观角度来说,公知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社会人群的意志,换句通俗的话来说,大部分“公共知识分子”其实都是人们生活中的“意见领袖”、“精神支柱”。

“公知”之殇:我们学会了看世界,我们忘了那张黄色的脸

因此可以说,公知的存在理应是正向的,且对人们生活有着正面意义的。

但在如今发达的网络舆论环境中,众所周知地,“公知”逐渐成为了贬义的群体,他们的“意见”不仅没有形成人群的共鸣,而且还被人群排斥,对其言论进行批判。

这个现象的形成,究竟是“公知”背叛了群众,还是群众摒弃了公知?

随着社会文化的进步,专业知识和领域内容的不断释放,以往高端的知识不再局限于某些学院、群体或阶级的手中。

现代教育的全面化和开放化,让知识逐渐失去垄断色彩,而知识的宝藏也在逐级打开,就如物理领域而言,以往伟大的“经典力学”、“量子力学”是常人无法触及的领域,但现在,不论是从网络中进行搜索,还是购买相应的书籍乃至于“专业论文”,都显得十分容易。

因此也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懂得和接受这种靠近世界本质的知识。

著名的物理学“四大神兽”(物理及哲学定理的对象假设:如薛定谔的猫、拉普拉斯妖),正是诞生在这些知识公共化的诙谐风格之下。

公知们到底变成了什么?

虽说知识不分贵贱,但公知的确是人类精英的代表,较于一般大众,具备个人思维素质和知识能动性。

不过问题就是出现在主观上,公知逐渐“理论化,(不单纯地指责公知屁股歪的问题,从根源上剖析)不仅没有更靠近平民百姓,而且因为其本身由理论知识形成“独立的”价值观体系,以此而去指责一些社会形态、知识形态,用他们的专业知识,以神的淡漠姿态来批判世界。

这就是如今公知的最大诟病。

2020年初,著名的“方方事件”,在全国人民共同一心对抗磨难之际,有人却以另一种不讲道理的所谓“人权与自由”的态度来评论社会。

“公知”之殇:我们学会了看世界,我们忘了那张黄色的脸

方方以自我的视角来看待疫情下的中国人民和政府,行为没有问题。但动机却是“逆发展”的,她的一些“自由”的思想,却不是为了鼓励人们而用,而是反向而行,在大家为生存前赴后继之时,以另一种高高在上的观点点评众生。

对于知识而言,这有错吗?

客观地讲,仅仅是知识层次,其任何存在都没有错。但在一个全社会都需要团结力量的时刻,一种以“离间”、看似自我检讨,实则在自我贬低的态度而获得他人眼球的行为,很难不让人厌恶。

这就涉及了公知最早的“功能”:为人民而发声。

为人民而发声,为了学术和争议发声,而不是获得高级的知识后自说自话,看不起本身的一切,这种看似自我审视和评价,本质是另一种高傲的形式,这种公知试图证明自己高于普通大众,证明自己足以看清事实,别人都是浑浑噩噩,只有他们走出了泥潭。

因此,我们需把以往的公知摆放到另一个清洁的领域,那就是“高知”,而公知,就只是“公知”了。

根据历史,漫长的岁月告诉我们,远离人民、实际则失去一切。

更遑论如今这个“人人如龙”的社会。一种错误的价值观,不仅很难对群众洗脑,错误不仅不能形成“社会意见”,对于丰富知识层次靠近的人们,在洞悉这一切恶劣行为之后,只会爆发出对这些公知的排斥。

知识取自人类结晶,但却不为人类发声,公知的方法论已然出现问题。毕竟回报世界才会获得尊重,高高在上者从不是最受欢迎的人。

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四十载光阴,中国年轻一代与世界的接触越深,不仅思想进入爆发期,还引入了大量的国外理论和文化形态。时至今日,出国留学已经不是一件很稀奇的事情,而在这样的环境下,越来越多青年人占据社会知识的重要阶层,他们有着新颖活泼的意见、观点,他们逐渐成为各个细分领域的领袖,他们的成长,也在向公知这一脉络所延伸。

当然并非每一个知识分子都是贬义公知的一员,不得不说的是,正直、价值观正确的文化人始终是社会的主体。

而因为具备一定的知识和社会地位,进行错误价值观的输出,这种思想不正确才是根源。

“公知”现状:自身理论和现实无法协调,理想环境和现实无法适应

随着高考的恢复,我国现代人才政策重回正轨,基于庞大的人口数量以及国家对人才的渴求,四十年以来,高校毕业生的增长人数可谓是每年都在剧增,并不是翻倍如此简单。

“公知”之殇:我们学会了看世界,我们忘了那张黄色的脸

1978年也是现代转折重要的一年,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都知道,思潮复苏,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了新一轮对世界输出自我的潮流。

至2017年,中国高校生仅是在学高校生人数就已经达到3700余万,而在2019年,更是成功突破了4000万的大关,对于某些人口仅有数千万不到的国家而言,我们国家的知识分子存有量无疑是让人震撼的。

可这样的“文化繁荣”背景下,也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

“舆论环境的高度游离”

高等教育普及了大量的理论知识给予知识分子们,对于改造社会而言,这必然是重要的,可这也不意味着每个人都能把控好一个认知的尺度,合理结合理论和现实,那就是“高知”,认不清现实和理论的差距,从而上升为高姿态的“批判”,这难免会成为“公知”了。

所谓“困难和进步并存”,用来形容公知的繁殖环境,是极为贴切的。

如今公知常见的言论格式有:

“站在xxx理论上,个人认为xxx事理应通过xxx种方式进行处理,或是借鉴著名的xxx西方案例或者xxx西方学家的思想来对比参考与指导”

一句没有问题的话,而且还极具“辩证”逻辑的语言结构,但为什么看起来,就那么别扭了呢?

其实问题也很简单,这种公知风气反映出了两个特点:

1、不在其位,却谈其行。高度理想化地谈论自洽的方法论,所有的现实问题,其实都是自己假设的,他们是在自己的问题里,自说自话,说贴切点,就是键盘侠。

2、本身就是带有自我检讨情绪的,这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动机,这只是营造“我想解决问题”的假象来满足个人表达欲的行为。而且这种言论还经常涉及一些西方学者的“理论”,目的就是为了显得更加高大上。

更可怕的是,一个人说这个话就是一句,可一百万人说这个话,那就是天量的数据了。

资格“最老”的公知,往往都是新知识分子的榜样,他们的言论思想歪了,那么造成的结果就是,如今的文化环境很容易成为“公知集中营”。

就这样的背景下,大家都想各抒己见,都表达一句看法,且不论有没有实行意义,就光是全部梳理一遍,这个行为本身就没有意义。

不过相对而言,国内高校知识分子群体中产生的“公知”还不是最致命的,致命的还数“留学生公知”。

讽刺的是,我国目前著名的“公知”群体中,几乎都有留学经验,他们扛起了“反智”的旗帜。

“公知”之殇:我们学会了看世界,我们忘了那张黄色的脸

自2007年到2018年这十一年间,留学生数量增多,承接我国80年代的留洋深造风气,这种文化输入现象蒸蒸日上,但同样也伴随着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留学生“供过于求”怎么办(相对政府单位而言)?他们太闲了,会做些什么?

现在不是每一个留学生都回来参加政府、国企等重要机构的高等岗位的,可是,他们偏偏又喜欢在政治、社会等既需要实践又敏感的视角对比中西方差距,对社会和意识形态提出“头头是道”的评论,而这背后,还有先前说提到的一点:情绪引导。

这不能说是这些留洋海龟高知识分子本身就三观不正。

我们也要承认,留学本身,就是在吸取西方文化和西方社会的优质因素,而对于我们的社会来讲,难免会有海龟产生一种错觉感,那即是:“我们的不发达原因是没有按照西方的发展模式”。

这是国家社会之间差异所造成的。

这些“公知”在我们的国度,是第一梯队的知识分子,但因为国家发展水平的缘故,他们也狂热信仰“西方标准”。

在这种问题上,其实是没有什么对错的,唯强者尔,很多人口口声声学习西方,他们并不是真心觉得西方的某种特色更有利于我们,他们只是崇拜强者。

不过,这也是人的天性使然。

例如今年年初,闹的沸沸扬扬的“詹青云事件”,正是这种海龟分子,在价值观,民族的表达观上出现了异同。

他们的言论观常用一套“西方标准”认为是正确的,但我们中华民族本身也有着不逊色于其他民族甚至更高于其他民族的外交文化,因为局部落后而被全面否定,这就是公知常犯的意识错误之一。

这就是双标,而双标,就是信仰强者的一种极端主义表现。

“公知”之殇:我们学会了看世界,我们忘了那张黄色的脸

公知正在滑向“危机”:无下限言论铸造皇冠,他们自古存在

从我们普通人的日常舆论出发,例如在今日头条、知乎、豆瓣等舆论和交流较为频繁的平台中,对于某行某业,我们的“碰撞”无时无刻在发生。

不得不说,庞大的网民数量,庞大的高知识分子数量,让网络环境向高素质程度迈进。例如文学不再是“地摊文学”肆虐,历史不再是“野史”纵横。

可高傲的文化人,碰撞也是开天辟地的。

人总是不可避免进行低级纠缠,在言论中,大家争锋相对,到一定程度难免会“捏造事实”、“导入情绪”、“失去正确判断”从而成为键盘侠。

现如今的网络名词:“地域黑”、“历史黑”、“文化黑”,其实都是一些公知所引导的。他们天然自觉自己所认同的才是正确的,别的都不如他们。

从大的社会角度来讲,如童大焕的“倒戈”言论:

“公知”之殇:我们学会了看世界,我们忘了那张黄色的脸

这种连最基本的民族立场都颠倒的思维,是十分可怕的,但其本人不知道这样的谬误吗?

其实是知道的,但这种极端发言的背后,会为他铸造一顶暗黑色的皇冠。

今年年初,方方逆着民族大义,另辟蹊径,弄出了“检讨日记”

“公知”之殇:我们学会了看世界,我们忘了那张黄色的脸

而且类似于方方类型的检讨,最有趣的是“绑架”、“绑定”。

他们不会以自己作为这种审视的第一人称,而是美其名曰“人民大众”,让很多人觉得,好像还真是这么一回事。

记得欧阳昱先生的《自我殖民的观察与思考》之中所对“自我殖民”概念的阐述,由此代入,觉得十分合衬。

这些言论者是不是“为民而发声”尚且不说,最起码的,他们并不是中国人的公知,更像其他文化潜伏的定时炸弹。

不过,比起这类隐晦的表达,还有低下限者存在:

“公知”之殇:我们学会了看世界,我们忘了那张黄色的脸

高某为公知的底线做出了新的贡献。

尚记得这位说出“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的“诗人”,居然以这样的一种破天荒的方式轰炸大家的脑海,实在让人觉得震撼。

有人把“公知”盛行总结为我们这个时代,文化分子暴增的一种结果。但实际上,若是熟悉历史,纵观历史,其实“公知”这种群体一直存在。

向着人性的善,便是公知。

向着人性的恶,便是“公知”。

文化没有对错,知识分子理应得到尊重。

但滑向另一种危机漩涡,绝不是我们宽容的结果。

若无昨日的苦水,怎来今日的高贵,我们还能一同祈祷来日的太阳吗?

只怕我们依旧温暖,而人心却坠入深寒。


本文由头条号“纪元的尾声”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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