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在五四运动的救亡图存队伍中，21岁的周恩来初遇了15岁的邓颖超。

1925年8月8日，在相识6年过后，两人在同志们的见证和祝福中结为连理，成就了一段革命佳话。

关于这段姻缘，英籍女作家韩素音曾在《周恩来和他的世纪》中追述过他们的相识。只不过与此同时，她还提到了周恩来情感世界中另一个绕不开的人物：

“但是，他（指周）并没有一见钟情。事实上，当时他似乎爱上了另外一位姑娘，她的名字一直被小心翼翼地保密。”

后来，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在《我的伯父周恩来》一书中，首次道出了这个姑娘的名字。

1955年秋天，周恩来曾对一直以来和他生活在一起的侄女周秉德说：“秉德，你知道吗，我在和你七妈结婚之前，在巴黎曾经有一个女朋友，长得还算不错。”

对此，周秉德忙问一旁的邓颖超：“七妈，这是真的吗？”

邓颖超也慷慨地告诉侄女：“是的呀，和你伯伯一起去法国的张若名，原来他们接触就比较多。我曾经认为，如果你伯伯不坚持独身主义的话，可能和她最合适了，别人也都这么认为。”

张若名，这个在周恩来生命中难以抹去的名字，至此慢慢摘下历史的面纱，逐渐变得饱满、鲜明。他们曾是并肩的战友，也是完满的恋人，却在烽火岁月的造化中，分道扬镳，走向殊途……

01－个性不凡的千金

张若名，1902年生于河北保定清苑县的一个封建地主家庭。在清苑当地，张家是远近闻名的首富，张若名的父亲时任广西担任测量局科长。按理说，天生是富家女的张若名会有一个幸福的童年，然而，其父张绍文却极其重男轻女。因不满夫人生了女儿，张绍文很快又迎娶了第二房妻子。

自此，张若名母亲在张家的地位一落千丈，不仅如奴仆般终日从事繁重的劳务，还要备受歧视和虐待。不堪忍受的张母，只能在暗夜中独自悲伤哭泣，睡梦中的张若名常被母亲的悲泣声惊醒。

母亲的不幸遭遇和沉痛诉说给张若名幼小的心灵留下了莫大的创伤，触动了她对母亲的同情。与此同时，这也激起了她对旧社会，对封建家庭的愤恨之情与叛逆之心。她曾对母亲发誓说：“我长大以后，宁肯削发为尼，终身不嫁，也不依附于某个男人，绝不受男人的欺凌。”

张若名在骨子里的倔强、刚毅，在孩提时期已经初见端倪。

好在张若名虽然不被父亲重视，却得到了留日归来的二伯的喜爱，他对这个天资聪颖的侄女，一直赞许有加。出于对母女俩的同情，当时在天津开设医院的二伯把张若名接到了当地念书，在经济上予以了全力的支持。

张若名也并不负伯父的期待。从入学以来，她便立志要学好本领，将来为妇女争一口气。其间，她发奋读书，成绩优异，并于1916年考入了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在这里，14岁的张若名同小她两岁的邓颖超成为了同班同学。

三年后，五四运动爆发。在这场革命的烈火中，张若名性情中的独立、坚韧与正直也得到了充分展现与升华。

1919年，北京大学学生为反对当局政府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组织了声势浩大的请愿游行活动，却惨遭镇压，数十名学生被捕。消息传出后，天津的爱国学生们立即行动起来。这些人当中就有刚刚经历过新思潮洗礼，骨子里又有很强女权意识的张若名。

5月25日，张若名与同学郭隆真带头组织了“女界爱国同志会”，号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动员妇女们要“不甘落后”。其间，张若名任评议部部长，邓颖超任讲演队队长。

6月18日，天津各界联合会成立，张若名担任庶务科干事。

从6月下旬到10月上旬，能力出众、号召力强的张若名又被推举为天津学生代表，三次同周恩来等人进京请愿，要求惩办屠杀爱国志士的山东镇守使马良。

张若名在几人中的表现尤其英勇。她在新华门前一度被捕，始终面无惧色，被释放后又继续投入斗争。一个女强人的个性和魄力在张若名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她也因此赢得了天津各界人士的称赞。而在向她投以赞许目光的众人当中，就有一直同她并肩作战的周恩来。

9月16 日，张若名、周恩来，联合20名爱国学生代表，在天津创办了五四运动的领导核心“觉悟社”。期间，张若名和同志们积极组织了演讲活动和妇女补习班，多次奔波于京津之间，进行游行集会和示威请愿。

但是两个月后，又发生了震动全国的“福州惨案”。这桩日本人杀害中国学生的惨案，引起了国人的激愤。周恩来、张若名、郭隆真、于方舟四人作为代表再次前往直隶省公署请愿，却不幸被捕。

02－患难之中的深情

在监狱中，张若名和郭隆真一起被关押在一个很小的房间里，两人只能挤在一块铺板上睡觉。由于条件恶劣，两人接连生病，但是谁也没有危急之感。

性情乐观的张若名还在她的狱中笔记里还这样写道：“这种景况虽然不好，但是我能尝到这监狱的滋味（隆真却已是第三次了），精神很是快乐。”

在被关押期间，张若名和“战友”周恩来，彼此牵挂，也相互鼓励。

由于当时的男囚女囚并不关在一起，他们想见一面十分不易。时间长了，张若名想出一个办法：早晨上厕所时尽量磨蹭，十有八九能等到周恩来他们也来上厕所。趁着这擦身而过的瞬间，两人就能匆匆瞥上一眼，递个眼色。

虽然只有短暂的眼神交流，但每当两人看到对方都安然无恙，他们心中也就互感安慰。

除此之外，彼此信任的二人还互相交托着各自的秘密。在监狱里，周恩来曾偷偷将自己的两篇手稿《独身主义》和《我的忏悔》交给张若名，以防不测，而张若名也把自己的狱中日记交给了周恩来保管。

这段患难与共的经历在一定程度上将两人的感情上升到了“友谊之上”。只不过当时的两人心系革命，谁也没有挑明这份模糊的情愫。

这在期间还发生了一个插曲。张若名的父亲赵绍文听闻女儿被捕后，匆忙赶来“劝降”。他希望女儿能向当局承认“错误”，以求提前取保释放。

一向刚烈的张若名听了父亲这番“没有风骨”的话，不由得怒火中烧，义正词严地反驳了父亲。这一决绝的姿态把张绍文气得七窍生烟。他当场扬言不再认这个女儿，掉头就走。

拒绝了父亲的“帮助”以后，张若名等人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在监狱了开展了绝食斗争，得到了狱外觉悟社成员和天津学联的大力声援。在强大的社会压力之下，当局最后不得不将他们全部释放。

1920年7月17日，在他们获释当天，天津各界有百余名爱国人士为他们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会。周恩来、张若名还分别在欢迎会上报告了狱中的情况。因为一个共同的理想，这两颗年轻的心，已经越来越紧密地贴在了一起。

张若名和周恩来等人出狱后不久，觉悟社一致主张他们赴法留学。一来是考虑四个人的安全问题，二来是当时他们因为闹学潮，已经被学校开除了学籍。

出国勤工俭学是周恩来一直以来的梦想，但由于路费、学费和生活费一时之间难以筹措，此事只能暂时搁置。眼看天津已经待不下去，又不想回到老家，18岁的张若名只好到保定的伯父家里暂住。

张若名的“任性”，深深刺痛了远在老家的母亲。母亲眼看女儿丢了学籍，又找不到工作，揪心不已。父亲赵绍文更是唯恐这个叛逆的女儿还要在外面惹出什么“事端”。于是，夫妻俩四处张罗着给女儿找婆家。

但是对于一直以来就有“独身主义”思想的张若名来说，她不能容忍父母的做法。不久后，保定德育中学的“留法预备班”招生，张若名想也没想就报了名，这是她逃离封建家庭最好的机会。

父亲闻讯后大吃一惊，马上派出一名长工要接张若名回家，张若名却在觉悟社众人的帮助下，连夜逃走了。而后她给家里认字的人各写了一封信，声明从此与家中断绝关系。她在信中特意告诉父亲：“我要出国了，你们不要追我，你们要是追，我就跳海了。”

03－意料之外的别离

脱离封建家庭后的张若名来到了北京。爱国律师刘崇佑听说她和郭隆真要赴法留学，无私资助了三百元。但是这笔钱出国仍然不够，张若名只好回到了天津。

周恩来得知后，焦虑得一连几天睡不着觉。在他看来，张若名不能和他一起去法国留学，是他难以无法接受的。

后来，在另一个社员刘清扬的建议下，周恩来恳请各自的父亲作为担保，总算帮助张若名向天津学联借到了一笔钱。

1920年11月，张若名与周恩来、郭隆真等人一同来到上海，乘坐法国邮轮“波尔多斯”号，漂洋过海，一同踏上了赴法勤工俭学的道路。

由于当时张若名和周恩来走得很近，又有共同的信仰，一同出国的朋友们都公认他们是十分般配的一对。只不过彼时的两人都还坚持着要为革命终身不婚。

直到1922年，在他们出国一年多以后，在周恩来、赵世炎的组织下，“中国少年共产党”在法国秘密成立了，张若名和郭隆真不久后也加入其中。此后，因为工作之故，周恩来和张若名有了更多相守的机会。

张若名学习能力极强，语言天赋又高，很快习得了一口流利的法语，周恩来便推荐她担任少共组织研究会的主讲人，还帮助她将讲稿整理成文章发表在法国杂志《赤光》上。

这段时期，两人为革命事业协同合作，相互配合的经历逐渐打破了周恩来原本对恋爱的认识。他慢慢发现，革命和恋爱其实并非矛盾。他在家书中写道：

“吾虽主无家庭之说，但非薄爱情者，爱情与家庭不能并论之见，吾持之甚坚。”

在两人相识的第三年，他们终于彼此表白了心意。多年以后，当晚年的周恩来向侄女追溯这段关系时，他曾当着邓颖超的面含蓄而有分寸地吐露：“开始（两人）的确不错……”

话里行间，他也告诉晚辈，后来所发生的一切，并不如想象中那么美好。事情的转折主要发生在1924年。

这年1月21日，苏维埃领袖列宁逝世，张若名作为中共代表，应邀参加法共里昂支部召开的列宁追悼会。但是不久后，法国政府发出通知，不允许外国共产党参加此次追悼会。可是少共负责人这头，仍然坚持要让熟悉法语的张若名冒险参会，并在大会上发言。

事后，张若名因此非法到会身份暴露，一直被法国警察跟踪盯梢，还多次受到盘查，处境险恶。自此，张若名的生活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工作也没了着落。

同时期，周恩来奉调回到了中国，与她素日亲近的郭隆真也远赴苏联学习。精神苦闷的张若名一度也想同去莫斯科学习，但是由于出身问题，她未能通过层层政审。

与此同时，张若名所进行的革命事业也不顺遂。由于和组织内的负责人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张若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受到了打压和刁难。

工作上的失意、精神上的孤独接踵而至，张若名逐渐对自己的革命前途产生了悲观情绪。最终，她做出了退出组织，从此不问政治，专攻学术的决定。

周恩来知道这个消息后，再三劝告张若名要慎之再慎，但是性格倔强的张若名去意已决。历经种种人事波折的她已经疲惫，只想追求一种安稳平静的学术生活。最终，她和周恩来因为不同的追求，分道扬镳。

04－经年难忘的再会

此次分手一别，两人再次见面之时，已经是四年之后。那是1928年的夏天，周恩来刚从莫斯科开完“六大”。回国途中，他取道法国，专程赶到了里昂会见张若名。

此时的张若名已经获得资助，在法国里昂中法大学读书三年。为了摆脱法国秘警的追踪，这些年来的她“两耳不闻窗外事”，几乎切断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因此，周恩来突然的到访让张若名也十分震惊。关于那天的会见，张若名一直记忆深刻：

那是1928年夏天的一个傍晚，张若名因为没有课，一个人待在住处温习功课，突然听到楼下有一个低沉的声音在呼喊着“若名，若名……”。

熟悉的声音让张若名一阵激动，她推开窗户向下看去，只见一个人戴着墨镜，身着笔挺的白色西服，头上戴着的是一顶白色的法国盔帽。周恩来显然是有意化装而来，而张若名一看高大的身形，就已经一眼认出了他。

而后两人来到了村镇边的一家小咖啡馆里，从傍晚一直聊到了夜色深沉。周恩来告诉她，他在回国的第二年就和邓颖超结婚了，他替小超向“若名姐”问好。

张若名怔了一怔，有对昔日恋人的祝福，也有对过往情感的惋惜，五味杂陈。虽然有很多遗憾，但是张若名十分清楚，自从自己脱离组织的那一天起，他和周恩来就已经是两条路上的人。他们再也回不去了。

因为周恩来是从莫斯科过来的，为了以防有秘警跟踪，两人这一面见得十分仓促。临别之际，周恩来颇为感慨地说：“将来什么时候能够再会，很难预料”，并表示自己已经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

面对这个自己曾经深爱的男子，张若名却已经不再是他革命事业上的得力助手，她只是低声向他许诺：“不管什么时候，我都不会泄露党的秘密。”而后两人一起走出咖啡馆，张若名目送周恩来消失在了茫茫夜色中。

两年后，张若名经人介绍，与同在里昂大学读博士的杨堃结婚。

同年12月，张若名顺利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

1931年1月，张若名和丈夫杨堃戴着“中国第一对博士夫妻”的光环，回到了阔别8年的祖国。回国后，张若名被聘为北平中法大学文学院教授，杨堃回到原保送他留学的河北农业大学任教，夫妇俩相约“此生不再过问政治，专心从事学术研究”。

1937年至1945年间，由于日军侵华，中法大学停办。张若名不愿为日寇做事，一度在家闲居。后来，她在《法文研究》月刊担任编辑，从事法文研究工作，为中法文化交流作出了不小的贡献。

日本人投降后，又有人介绍她加入国民党或者中国民主同盟会，张若名全都拒绝了。

1948年4月，北平解放前夕，张若名与杨堃应邀前往云南大学任教。从此，她远远地离开了北京。

直到1955年4月，周恩来到雅加达参加亚非拉会议，途经昆明，便邀请张若名夫妇到省政府招待所会面，张若名这才再度见到了已经阔别20多年的周恩来。而这也成了两人毕生的最后一次会面。

1958年6月18日，56岁的张若名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这个突然的消息让周恩来夫妇既悲痛，又惋惜。也许早在张若名淡出组织的那一刻，就注定了她的名字要在历史的洪流中被慢慢抹去。

但是在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心目中，张若名却是一个不该被遗忘的名字。她不仅仅是昔年革命爱情中的一段插曲，更是他们心中永远的伙伴，不朽的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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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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