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之所以喜好与大千先生交友来往，

乐于为大千鞍前马后，

除了大千画艺高超、学问深厚、健谈幽默、豁达慷慨、极重感情、出手阔绰外，

关键还是大千先生格局大，气场大~

在笔者手头掌握的资料中，迄今有关张大千传记书籍多达100多种，有专家甚至认为：张大千是中国人物传记书籍种类最多的人物。尽管如此，要真实地反映大千先生的全貌，依然难度极大。思来想去，还是用“走近张大千”这个题目来撰文纪念，一来可从多个角度或多个侧面来探究大千先生的其人其艺，二来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图1.张大千 常书《行书“佳士姓名常挂口，平生温饱不关心”》对联送朋友

在文化艺术界中，论谈资最多的人物无疑要数大千先生，他不仅在众多领域颇有建树，而且经历阅历极为传奇丰富，交友难以计数，记得台湾资深记者、原《中央日报》社长、《张大千的后半生》作者黄天才先生说过：“张大千一生的故事太多，说也说不完，写也写不尽，大千终究是个传奇！”

图2.20年代中期(1926或1927年）海上画家雅集，张大千（前左一）、黄宾虹（左三戴墨镜)、于非闇（右二）、方介堪(左二）等合影

同时，大千先生又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有趣的是，笔者在研究中发现贬大千的人几乎都没有和大千直接交往过，甚至还有不少贬者从未见过大千晚年创造的泼墨泼彩作品；而与大千交往过的人几乎众口一词地说大千如何的好，对大千五体投地、顶礼膜拜的更不在少数，评价最高的又都是在文化艺术界一言九鼎、与大千交谊深厚、对大千了如指掌的大佬人物。比如溥心畬的“宇宙难容一大千”、徐悲鸿的“五百年来一大千”、叶恭绰的“赵子昂以来第一人”、郑午昌的“数百年来无第二人”等等。

图3.1929年，王一亭、黄宾虹、张善孖、张大千、陆丹林、汪声远、楼辛壶等访问日本，与日本友人合影

在大千先生朋友圈中，笔者发现还有一位大千老友是绝对不能忽视的，他就是黄君璧。黄君璧与张大千的关系非同一般，是了解大千最知根知底的挚友之一。张黄订交于1922年（出自黄君璧年谱），两人志趣相投，互相激赏，情同手足，黄君璧比大千大三岁，大千一直称黄君璧为三兄。在长达60余年交往中，他们时有合作、互赠作品乃至古画名迹，多次同游雁荡山、峨眉山、广元等名川大山。建国前黄去了台湾，大千漂泊海外，1976年定居台湾摩耶精舍，直到1983年大千去世前始终与大千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和走动，这在大千好友中是绝无仅有的，即便50年代大千定居巴西八德园后，黄君璧还曾远涉重洋去会晤大千老友，大千定居台湾摩耶精舍后，他们之间的走动更勤，时常合作绘画，共同品鉴古画，举办张黄联展。应该讲，黄君璧对张大千是最有发言权的挚友之一，特别是他发表的“张大千是非常人”一文，是对大千先生最直白、最朴实、最贴切的评价。

1929-1930年，曾熙（前排中）与张大千（后排右一）、王个簃（后排中）等友人合影

这样的一个“非常人”自然在与朋友的交往中有他的过人之处，并不是简单的尊重前辈、推崇平辈、提携后辈。比如，有次大千从香港飞往欧洲，上飞机前大千已将绝大部分现金接济在港的困难朋友，自己口袋里只留区区50港元，这在常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正如大千女儿张心庆在《我的父亲张大千》一书透露，大千为人处世排序是：朋友是第一，兄嫂第二，夫人太太第三，侄子侄女第四，子女最后。张大千出远门回来总是把好的东西先给别人。先给朋友，然后才是家人；先给兄嫂，然后才是妻子；先让侄儿侄女，最后才轮到自己的儿女。笔者在拍卖场上，时常见到大千先生送好友的一幅对联——“佳士姓名常挂口，平生温饱不关心”，这幅对联也是他一生对待朋友的真实写照。

前不久，笔者在研究谢玉岑时，建红兄（谢玉岑之孙）告知，谢玉岑与张大千是早年密友，当年海上艺坛有“玉岑诗，大千画”之美誉，谢1935年因病去世后，张大千时常惦记着谢玉岑子女，抗战时期，大千曾托好友王师子将自己画展所得款中拿出500大洋转交谢玉岑聋哑儿子谢伯子，还特别关照此事不要告知谢玉岑之弟谢稚柳，要知道当时500大洋可是一笔巨款，当谢玉岑岳父钱名山得知后，特赋诗《代谢张大千》曰：“远寄成都卖卜金，玉郎当日有知音。世人只爱张爰画，未识高贤万古心”！大千义薄云天，成就了一段艺坛佳话。

图4.1931年摄于浙江嘉善梅花庵内吴镇墓前。第一排：右三张大千，右四黄宾虹，左二丁六阳。第二排，右三蔡清，右四马贻，右五马贻妻，左三陈运培，左二龚铁梅。第三排，右二钱漱仁，右三熊庚昌，左三张充仁（树下斜坐者）。第四排，左二贺天健，左一胡兆禧（树杈出头人）。第五排，右一洪畿（礼帽独出者），右四张善孖，右五熊赛英（善孖旁穿背心者）。”

实际上，大千为朋友雪中送炭的事数不胜数。根据笔者研究，大千交友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把朋友看得很重，有人甚至认为大千是为朋友而活，突出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他成名后从不吝赠字送画，与他深交情挚者，所获馈赠最多。如谢玉岑、陆丹林、白永吉、张目寒、张岳军、于右任、台静农、张学良、郎静山、高岭梅、罗寄梅、李祖莱、王新衡、徐伯郊等等，其中有的收藏大千作品多达百幅以上，而这些作品大都是每年新春、寿诞等吉日佳节大千馈赠的。

大千的记忆力过人，纵使天各一方的好友生日等重要日子他都铭记在心，如1963年他得知老友吴湖帆（1894—1968年）七十岁了，特从大洋彼岸巴西八德园绘制了大幅《冷香飞上诗句》（尺幅141×74.8cm）贺吴湖帆七十大寿。

民国时，张大千最佩服的就是吴湖帆，他曾说过：平生佩服的有两个半画家，一个是吴湖帆，一个是溥心畲，半个是谢稚柳。1949年，大千暂居香港时还不忘老友吴湖帆，他曾写信给吴湖帆，劝他到香港相聚。可惜的是，他没有听从张大千之言，选择了留在大陆，最后饮恨而终。笔者与吴元京（吴湖帆之孙）聊起此事，唏嘘不已。

图5.三十年代初，张氏兄弟与叶恭绰、王秋斋在苏州网师园合影

除吴湖帆外，大千时有作品从海外寄给大陆好友谢稚柳、方介堪、陈巨来、靳伯声、刘继卣等。大陆文革结束后，境外人士到大陆政策放宽，大千就曾派人去大陆寻找老友于非闇，但于早就去世了。

1981年当得知老友柳子谷还在山东济南，于是专门托香港“山东同乡会”友人来济南探望柳子谷。当得知有张伯驹和潘素夫妇的消息后，他立刻驰书一封，经由香港的朋友转寄到张伯驹手中。在这封信里，张大千直抒胸臆之中的思念之情：“伯驹吾兄左右：一别三十年，想念不可言。故人情重，不遗在远，先后赐书，喜极而泣，极思一唔……企盼惠临香江，以慰饥渴……”同时又说已经嘱咐香港的朋友徐伯郊为张伯驹和夫人订购了两张北京香港往返机票，并请张伯驹的夫人潘素多带画作，准备为她在香港举办画展。所写的内容之详尽，安排之周到，可谓情深谊长，真的是思饥念渴。

可惜的是，张伯驹此次香港之行因故未能成行，大千的愿望落空。1982年当得知张伯驹生病住院时，张大千又命在美国的孙子张晓鹰赴医院看望张伯驹。

图6.1936年，张大千（前排右一）邀好友王师子（前排右五）到北平游玩，邀齐白石（前排右三）、于非闇（后排右三）、汪慎生（右六）、寿石工（后排右二）等好友聚餐，“欢迎王师子先生莅平合影（民国廿五年九月十四日摄於春华楼”）

最让笔者感动的是，1952年大千先生在海外闻讯大陆“三反”、“五反”运动中谢稚柳遭诬陷蒙冤后，即致信张目寒称：“连得稚柳、无量消息，为之黯然。前闻有八百万，稚柳可赎，即去函六侄，速为营救。昨得来书，知前言不实，奈何，奈何！”（见《张大千致张目寒信札》第54页）虽然消息不实，但大千看到兄弟蒙难，不惜代价出手相救的仗义豪情，感人肺腑！从中可看出朋友在大千心中的地位。

另一方面是大千极力推重同道和朋友，从不说别人坏话，即便名声比他小得多的画家也是如此，如民国时期大千在上海看到胡也佛的仕女图，大千曾自认画不出胡也佛笔下仕女的那股媚韵。

在北平画坛，曾有人问张大千，颜伯龙的花鸟画如何？大千先生说：“颜先生是王梦白的学生，得到了真传，花鸟重写生，生动传神，我不如他”。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尽管大千的艺术在国际画坛声誉达到了顶峰，但他依然很谦虚，不忘褒奖、推崇画友的艺术。1972年他在美国旧金山砥昂博物馆举办了平生最重要的一次回顾展——“张大千四十年回顾展”，他在《四十年回顾展自序》中还专门写了段他和徐悲鸿的谈话：“先友徐悲鸿最爱予画，每语人曰：‘张大千，五百年来第一人也。’

予闻之，惶恐而对曰：“恶！是何言也。山水石竹，清逸绝尘，吾仰吴湖帆；柔而能健，峭而能厚，吾仰溥心畲；明丽软美，吾仰郑午昌；云瀑空灵，吾仰黄君璧；文人余事，率尔寄情，自然高洁，吾仰陈定山、谢玉岑；荷芷梅兰，吾仰郑曼青、王个簃；写景入微，不为境囿，吾仰钱瘦铁；花鸟虫鱼，吾仰于非闇、谢稚柳；人物仕女，吾仰徐燕荪；点染飞动，鸟鸣猿跃，吾仰王梦白、汪慎生；画马，则我公与赵望云；若汪亚尘、王济远、吴子深、贺天健、潘天寿、孙雪泥诸君子，莫不各擅胜场。此皆并世平交，而老辈丈人，行则高矣美矣！但有景慕，何敢妄赞一辞焉。五百年来一人，毋乃太过，过则近于谑矣！’悲鸿笑曰：‘处世之道，对人当自称天下第二，自然无怍。君子撝谦，不亦同予之天下第二者（非）耶？’此一时笑乐，忽忽已是四十余年事，言念及此，可胜感叹！”

这篇带有总结性的回顾，体现了大千先生与众不同谦卑和作风。所以，也难怪讲话刻薄的陈巨来在《安持人物琐记》中，对涉及的20世纪文化名人几乎个个臧否，唯独对大千先生，完全是发自肺腑的赞美与钦佩。

再比如大千先生的忘年交——国际著名盆栽大师梁悦美和曾在华语影坛叱咤风云的著名导演杨帆，也不惜笔墨，多次描写过自己与大师的点滴交往，令人唏嘘羡慕不已。

图7.1936年摄于徐燕孙的住地：中南海芳华楼植秀轩，徐燕荪（左一）与张大千（左三）、于非闇（左十一）、寿石工（左十）、谢子衡（左五）、胡佩衡（左七）、蔡礼（前排右一为律师）、周元亮等画家于中南海植秀轩

二是最精彩的作品往往是送朋友的。如民国时期大千与北平春华楼老板、名厨白永吉关系密切，大千在北平宴请朋友大都在春华楼，白永吉不仅免单，而且在大千缺钱时还会送上零用钱。面对好友白永吉如此款待自己，大千自然铭记在心，并以画重谢。要知道在民国市场上大千作品不仅是硬通货，而且是热门货。所以，大千画给他的作品不仅多，而且精，1936年曾作没骨青绿金碧山水画《华山云海图》长卷赠白永吉，后归荣宝斋，现为荣宝斋镇斋之宝，每次展出甚为轰动。

国内90年代引进艺术拍卖后，市场上出现不少有白永吉上款的大千精品，价格动辄数百万乃至数千万。如2010年北京保利曾推出张大千1936年送白永吉的《金璧双辉—巫峡清秋》镜心，成交价高达4370万元，这一价格恐足以买下整个饭店了。

张大千与张学良的交往也极富传奇，如果将他们的交谊写成一本书定会精彩绝伦。大千一生画给张学良的精品不在少数，记得1994年张学良准备移居美国定居，之前，张学良与家人商量后决定委托苏富比拍卖其所有藏品，这次拍卖共有拍卖品207件，其中张大千作品有18件之多。拍卖过程一直在热烈的竞标下进行，结果207件收藏品全部售出，总值13289.55万新台币，比原估价高出3倍。

其中张大千的18幅作品掀起了拍卖高潮，有11幅拍价超过100万新台币，《湖山清舟》以1050万新台币落槌，《水竹幽居》和《秋声图》也分别以520万新台币和390万新台币成交，分别为本专场第二、第三、第四位。

图8.1937年3月，张大千作为全国二届美展评审委员工作结束后，他与同为评审委员的（右起）谢稚柳、黄君璧、于非闇、方介堪等在雁荡山留影，左一为乐清县长张玉麟、其他两位姓名不详

这些价格在当时绝对是天价，要知道：1993年朵云轩首届名人字画拍卖会上张大千的《晚山看云》143万元已是国内书画拍卖的最高价了，1994年张大千的《石梁飞瀑》在中国嘉德首拍中以209万元成交，这也是当年大陆书画拍卖的最高价。据悉，张学良“定远斋书画专场拍卖会”赢得了“世纪之拍”盛誉。而张大千赠予张学良的作品在本次专场拍卖会上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他俩交情之深。

国民党元老张群与张大千尽管不是同道，一个为官，一个为艺，但感情深厚，情逾手足。从三十年代初一直到大千去世，张群重要的节日特别是生日张大千一直牢记在心，1947年张大千为张群70大寿作的大幅《荷堵野趣四屏》在2013年佳士得拍卖时，大陆刘益谦以8051万港元收入囊中。尤值得一提的是，1968年张大千在巴西八德园为庆贺张群80大寿精心创作了《长江万里图》长卷（此图高53厘米，长1996厘米），这件大千代表作奠定了张氏在中国山水画上不可憾动的地位。该画绘成后，台北历史博物馆为其专场举办了《张大千长江万里图特展》，并印行《张大千长江万里图》。展览当时，盛况空前，印制的几百幅图卷被抢购一空，不少海内外画家将此作为学习范本，影响可谓深远。

图9.1938年，周肇祥（右三）与张大千（左二）等名流在北平故宫合影（左起：于非闇、张大千、黄宾虹、福开森、钱桐、周肇祥、徐世昌、江朝宗）

在笔者收集的资料中显示，2010年曾在嘉德创造近现代书画第一件过亿价格的张大千《爱痕图》是画给好友方闻先生的；2017年苏富比春拍成交价3103.75万港元的《灊霍瑞霭》是送给好友台静农的；2018年苏富比以8300.55万港元成交的《春山瑞雪·行书七絶（一对）》镜框是张大千1967年为张目寒68岁送的贺礼……。类似在市场上拍出高价、天价的作品许多是大千赠送好友的。

三是大千的朋友涵盖三教九流，来自五湖四海，涉及方方面面。我曾划分若干个领域来梳理大千的朋友圈，如老师和师叔、清末遗老、同门师兄、大风堂弟子、张氏家族、红颜知己、助手秘书、民国政要、诗人词人、学者作家、艺术家（书画家、篆刻家、油画家、摄影家、雕塑家）、外国友人、新闻记者、古玩书画商、书画装裱师、书画鉴藏家、书画评论家、实业家、金融家、美食家、中西名医、戏曲名伶、高僧和尚、体育明星、策展人、电影人、律师等，还有不少是无法定位职业的朋友。即便是戏曲名伶，就能罗列一堆的至友，如余叔岩、梅兰芳、程砚秋、马连良、杨小楼、金少+山，郝寿臣、孟小冬、俞振飞、周企何、郭小庄、李万春、李桐春、李圜春、孙菊仙、筱鹤卿、张充和、梁秀娟等。

可以说，大千人脉和地域分布之广，涉及领域和人数之多，朋友之间走动和关系之密，在古今文化艺术名人中是极为罕见的。不过，由于大千结交的朋友绝大多数在建国后留在了大陆，令大千始料未及的是：这些朋友大多因大千的原因在多次运动中受到不同程度牵连和打击。据友人回忆，1961年国内遭遇三年自然灾害时，大千在国外不忘故旧，不忘二十多年前的承诺，曾通过邮局寄给老友、北京琉璃厂论文斋老板靳伯声两幅亲笔画，然而，靳因当时社会特殊环境，他竟没敢去邮局取。同样“文革”期间，大千在海外闻知方介堪处境艰难，立刻汇来美金若干，方介堪怕担罪名，不得不原数退回。

图10.1946年在黄山艺苑，（右起）郑午昌、张充仁、张大千、吴湖帆、许士祺、汪亚尘、颜文樑。

四是大千平生喜好结交朋友，喜好与友人共尝美食，喜好热闹与朋友摆龙门阵。无论是在上海，还是在北平；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大千家里隔三差五都是高朋满座，有时会摆上好几桌。

有资料显示，上世纪20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张大千一度借居浙江嘉善和苏州网师园，尽管那时交通不像现在那么发达，但是上海很多好友像叶恭绰、黄宾虹、张葱玉、谢稚柳、贺天健、张充仁、王蘧常、王秋斋、马企周等都会赶往嘉善和苏州与大千相聚，可见大千之好客。

遇上特别要好的知己，大千还会与友人结社，如1926年结创“九社”，亦称“民国画中九友”，成员有汤定之、谢公展、张善孖、符铁年、王师子、郑午昌、陆丹林、张大千、谢玉岑（按年龄大小排列）。三十年代大千在北平以好友白永吉的春华楼为基地，成立了一个“转转会”，共有12人，分别是：张大千、溥心畬、周肇祥、齐白石、陈半丁、俞陛云、陈宝琛、于非闇、溥雪斋、傅增湘、徐鼐霖、成多禄。这个“转转会”类似于“艺术沙龙”的组织形式。他们商定在每个星期日举行活动，由会员轮流做东，聚会时大家赋诗作画、鉴赏评论，以此促进彼此间在艺术领域的借鉴和提高。同时，也大大提升了春华楼在北平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图11.1948年海上文人在李秋君府上送别大千去成都时合影。第一排左起：不详、王韵清、李祖韩、顾青瑶、黄凝素、李秋君、徐雯波、张大千、梅兰芳、李祖葵、张乃燕，第二排左起：张比德、曹逸如、糜耕云、伏文彦、李祖明、顾景梅、李祖桓、谢稚柳、李祖元、陈德馨、不详、不详、陈从周、胡亚光，第三排左起：不详、不详、张嘉德

即便大千晚年，他还在台湾赢得了“三张一王转转会”（指张群、张学良、张大千、王新衡）的雅号，据台湾媒体报道，四位友人情深意笃，最初来往频频，后来发展到每月相聚一次，轮流坐庄。相聚内容，即兴而定，或结伴郊游，或品尝佳肴。但凡遇上大千坐庄，往往亲自书写菜单、亲自下厨，一展厨艺。九十年代以来，张大千菜单时常成为海内外拍卖场上的亮点和热点，应该讲这些菜单都是大千交友最好的见证。

图12.20世纪“渡海三家”在台湾合影，张大千（中）与溥心畬（右）、黄君璧（左）

大千一生交友无数，几乎没有敌人。大家知道，画坛中名家之间历来都有私人恩怨，彼此之间互相诟病，但张大千都能游刃有余、相融相洽，特别是大千心中始终是朋友至上，为人处世达到了一种极高的境界。这样的非常人，还有谁不愿意与他交往？还有谁不乐意为他办事？

在大千的传奇人生中，贵人友人不遗余力地相助大千的事也不少，如上世纪二十年代，有一次张大千与江紫宸比诗中，居然输掉祖上宝贝晋王羲之的《曹娥碑》（抵1千2百金赌资）。十年后，张大千母亲曾友贞在安徽郎溪病危，唤张大千至榻前，索观祖传之《曹娥碑》。大千推说放在苏州了。老母亲要他回苏州拿来。由于《曹娥碑》早已被江氏卖掉，张大千心急如焚，回苏州后将此事告知好友叶老，且心中为之悔恨不已。不料叶老听罢，即自指其鼻曰：“这个么，在区区那里。”张大千闻之喜极而泣，并立马提出三项交换条件：“一、如能割让，请以原值赎。二、如不忍割爱，则以敝藏书画恣其检选，不计件数以易之。三、如两俱不可，则乞暂借二周，经呈老母病榻一观，而后归璧。”然叶恭绰对上述三条件一概不予考虑，并说，这原是张家祖上旧藏，太夫人又在病中，愿以原物归还，不取分文。张善孖、张大千两兄弟闻之泪下，趋前叩首拜谢不已。事后，张大千对人说：“恭绰风概，不但今人所无，求之古人，亦所未闻。”叶老困难时期，大千也屡屡通过各种方式给予相助。

图13.1959年春，台北张大千国画展。前排左起为张维翰、于右任、张大千、张群，，后排有张目寒，台北松山机场合影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张大千当时销售字画以拟、临古字画作品最畅销、最昂贵，并成为了大千主要经济来源。王蘧常先生曾在三十年代初苏州网师园问过张大千，为什么不多画自己的作品，大千说自己的作品价格卖不过临摹的古画，临摹的古画能卖一百、二百大洋，而这类作品多是通过京城好友——琉璃厂古玩字画商赵盘甫、萧静亭、韩博文、靳伯声、周殿侯等人给他销售，真可谓“一个好汉三个帮”。当然，他的“假画”由于水平高超，现在依然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有不少还被世界各大博物馆收藏。

1949年国民党全线溃败大陆时，在成都大千准备远走海外，那时飞机票可谓一票难求，其难度之大无需多赘，要不是贵人张群出手相助解决机票，那么，大千的后半生将重新书写。

图14.张大千与摩耶精舍四大护法合影，左起黄天才、张大千、沈苇窗、羊汝德、徐伯郊

1976年大千从美移居台湾摩耶精舍后，台湾曾流传“摩耶精舍四大护法”之说，此为何人所封已不可考，但大千好友中羊汝德、沈苇窗、徐伯郊、黄天才四人确是大千先生后半生除亲人门生外最重要的“门下行走”，他们心甘情愿、尽心尽力地负责帮助打理大千的相关事务。其中人称“天公”的黄天才负责在日本的售画、采买等工作；沈苇窗在港先后创办《大人》《大成》两本文史掌故杂志，为中国文化事业留下了丰厚遗产，沈也是最捧大千之人；羊汝德则是大千在台重要经济支柱与摩耶精舍“总管”；徐伯郊系艺坛名宿徐森玉先生之子，在海外和大陆为大千先生奔走、售画。实际上，中国大陆徐伯郊、香港沈苇窗、台湾羊汝德及日本黄天才是张大千在海外的四大代理人。

图15.张大千为《庐山图》开笔，左起：张群、张大千、王新衡、张学良与徐雯波

笔者认为，书画艺术乃小道，人生处世是大道，人们之所以喜好与大千先生交友来往，乐于为大千鞍前马后，除了大千画艺高超、学问深厚、健谈幽默、豁达慷慨、极重感情、出手阔绰外，关键还是大千先生格局大，气场大，因为一个人的格局和气场决定了他交友的广度和深度，就连一向性格脾气古怪，举动神秘莫测，不善与人打交道，不喜别人为他拍照的毕加索也被大千搞定。1957年已75岁的毕加索不仅在自己的别墅会晤、宴请了张大千夫妇，而且又是送画又是与大千夫妇多次合影留念。事后，张大千在回忆交往过的无数名人画家中，他对自己与毕加索的交往最为惬意，一生中引为自豪。

图16.张大千和毕加索合影

同样，性格一向孤高清冷的“冬皇”孟小冬甘愿为大千先生二次破例的举动也体现了大千非常人的魅力。据杜月笙家人回忆，1952年为送大千旅居阿根廷，早已不唱戏的孟小冬为大千破例开嗓，其反串《贵妃醉酒》让戏迷张大千过足了隐，让在场的嘉宾大开眼界，这绝对是很大的面子，别人是根本请不动的。六十年代，孟小冬为宴请张大千又破了在外面吃饭的例。在杜家人看来，无论是开嗓清唱还是在外吃饭，也只有张大千的面子才能做得到。所以，格局大、气场大是大千无论走到哪里，都吃得开、行得通的至关重要原因。

图17.六十年代，张大千先生与孟小冬女士的合影

文 | 朱浩云原文标题 | 走近张大千来源 | 雅昌艺术网

论张大千早期的书画市场经营策略

文 /于军民 李厚琼

台湾学者巴东根据张大千不同时期的作品风格，将其创作生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自一九二〇年拜师曾农髯起，至一九三九年赴敦煌前夕止，画风清新俊逸；第二个时期自一九四〇年赴敦煌临摹壁画起，至一九五九年旅居国外初创泼墨画风止，画风精丽雄浑；第三个时期自一九六〇年泼墨画风成形起，至最终形成泼彩泼墨的成熟画风止。每一阶段大致二十年时间。笔者赞同这一分期说。张大千每一个时期的绘画风格在发生改变的同时，其精心培育的艺术市场也在悄然发生新的变化。换句话说，风格的改变与艺术市场的动向紧密相联。本文限于篇幅，拟就张大千第一个创作时期的书画市场经营策略做一探讨。

张大千 鱼篮大士像 46cm×69cm 1944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藏

据张大千自述，其第一次举办画展是在一九二五年秋天，地点在上海宁波同乡会馆。“早年我开画展，每次都是一百张，这一百幅画总是以一个月的时间画成，山水人物花鸟无所不有，我的第一次画展，是在上海宁波同乡会开的。当时也很妙，我不分画别，每张画一律定价二十元银洋。”这可看做张大千职业画家之路的开始。

张大千首次举办画展之时，一百张作品一律标价二十元，且很快脱销，深受市场的欢迎和热捧。这对于一位青年画家来讲，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正因此，有研究者曾怀疑其真假，认为是张大千“冲壳子”之举，但事实上确有其事。其师曾熙曾在一封书札中提到张大千早年画展之事，足以佐证其自述的真实性。“季爰开会之筹备，画百件作百票，每票二十元，须先向至契商计，愿承认若干票，盖交情上之分别。刻闻已有六十矣。如百票完全可得千元，以褾价、开销各费须一千也。晓翁生意颇好，尚不多，已去一次。熙再顿首。”（该信札为曾熙曾孙曾迎三先生藏品）一九三〇年五月二十一日，《申报》载：“蜀中张大千君擅郑虔三绝，修髯道貌，丘壑满胸，而以画最擅胜场。现定于今日起，将其最近作品一百余点，假座宁波同乡会四楼展览三天。”《申报》第二天继续对张大千个人展的盛况进行报道：“张大千个人画展自于昨日(二十一日)假宁波同乡会公开展览后，虽值天雨，而来宾仍极拥挤，大有户限为穿之概。所有与乃兄善孖合作之扇筵，每柄定价分十元、六元两种，即昨日一日之中，已售出扇筵四十余柄，并有专向预定者，足见两张之书画确有真确之艺术也。”作为一名刚入道的青年画家，能够将自己的个展办至“来宾拥挤”“户限为穿”，不仅说明张大千有过人的才情，而且必然有特殊的营销手段。如果没有明确的市场意识和高明的经营策略作支撑，是不可能取得如此大的轰动效应的。细究起来，张大千的成功，离不开以下因素的推动。

一、拜师策略有讲究

张大千自一九一九年秋从日本留学归国后，随即拜师曾熙、李瑞清学习书法艺术。此二人在二十世纪初期的上海声名极盛，是众多书画爱好者追捧的对象，与吴昌硕、黄宾虹并称“海上四妖”。曾、李二人在当时又有“南曾北李”之誉，作品极受市场欢迎。舒文扬在《赵叔孺印存》中记载：“当时海上桃李最盛有三家，一为昌硕门下，缶庐弟子；一为李瑞清、曾熙门下曾李同门会；另一家则就是赵叔孺了。”另外，寓居上海的这批遗老，绝大多数是“帝党”，曾经积极支持、参与维新变法，受西方思想文化的影响，政治上有革新、开放的精神。这种政治上的革新精神也促使他们积极探索书画艺术的创新之路，与张大千的二哥、同盟会员、以画虎闻名的张善孖的政治和艺文思想接近。因此，张大千在傅增湘、张善孖的安排、引荐下拜师曾、李，既学习到书画艺术本身，也自然接受了职业书画家应有的开放意识和创新精神的洗礼，同时保证一步入艺术圈就占据了极高的平台，拥有极开阔的眼界，避免了陷入三流艺术家庸俗、媚世的创作倾向。张大千早期参与各种文人雅集、结识各方名流大家，主要是依靠曾农髯、李瑞清、张善孖等人的引领并逐渐崭露头角。

张大千 巫峡清秋 47cm×92cm 1938

二、积极与沪上书画界名流互动，扩大影响

二十世纪初的沪上书画界，由于书画市场十分活跃，书画家的经济收入有保障，因而常常雅集唱和，探讨书理画趣、学问人生。既切磋技艺，又广交朋友，汇聚人脉，扩大影响。张大千十分重视积极参加各种文人雅集活动，通过与沪上书画名家的互动交往来增进画艺、扩大影响。据张大千自述，他第一次参加文人雅集是在一九二四年秋天，随二哥张善孖参加赵半皮组织的“秋英会”。因青年张大千诗、书、画皆善，所以让大家对他刮目相看，并与郑曼青、谢玉岑等人一道受到大家“宠召”，自此在沪上“一鸣惊人”。尽管近年有研究者指出张大千“秋英扬名”之事还有若干需要进一步确证的细节，但可以确定的是，随后不久，张大千即以青年画家的身份进入公众视界。如一九二六年四月一日，《时报》的《东亚艺术展览会观画记》中开始出现对张大千艺术的评价：“张季蝯之山水，以简单取胜，寥寥数笔中，别具一格，可谓工于是道矣。”张大千自述扬名于“秋英会”，但其应该在更早的时候就小有名气了。早在一九二一年的秋天，张大千从上海回到故乡四川内江作短暂停留之际，即应当地名寺资圣寺主持之请，为资圣寺题乡贤、明文渊阁大学士赵贞吉诗一首并勒石，此石现仍然立于原寺遗址，是今天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张大千手迹。一九二三年十月，张善孖的老师、著名学者傅增湘为张大千母亲所绘《耄耋图》题跋曰：“夫人既擅绝诣，晚岁尽以手诀授哲嗣善孖、大千，视文湖州张氏女临黄楼障以传子昌嗣，竟成名家者，先后符，而二子亦咸厉志展能，飞声海内，号为二难，清芬世守，当代贤之。”可见，张大千在参加“秋英会”之前已经“飞声海内”了。张大千在北京参加的最有影响的文人雅集，当属一九二五年冬首访北京之时。当时他住在画家汪慎生家，随后经汪引荐，结识了北京书画界的一批名流，如周肇祥、陈半丁等。在陈半丁邀约诸家品鉴石涛精品册页的聚会上，张大千公开指出陈精心收藏的一件石涛画册为自己多年前的仿作，让主人十分难堪，但他从此在京名声大噪。

张大千 水月观音 140.8cm×144.5cm 四川博物院藏

除热衷于参加书画家之间的雅聚扩大知名度外，张大千还积极加入一些书画团体，广交艺坛名宿。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他参加了“海上书画联合会”。该会于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民国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创立，由查烟谷创办，并任会长。会员有于右任、王一亭、吴昌硕、周鍊霞、马企周、张善孖、张大千、叶柏皋、刘海粟、钱化佛、陶冷月、谢公展、黄宾虹、田梓琴、黄素盦、周逸安、龚铁梅、马轶群、吴铁珊、洪丽生、姚鸿、喻志韶、缪谷瑛、谢闲鸥、姚墨邨、郑烟樵、关富亭、高杭生、顾伯达、李芳园等，颇有规模。该会以研究、发扬中国书画艺术为宗旨，活动甚多，并多次举办会员作品展览。一九二七年，沪上著名书画家江小鹣、张石咏、王济远、朱屺瞻、潘玉良等发起成立“上海艺苑研究所”，张氏兄弟热烈响应，从此结识徐悲鸿，并与汪亚尘、王济远、潘玉良、吴湖帆等过从甚密，开始了他们长达一生的亲密友谊。同年，黄宾虹与经亨颐、王伟等人组织了“寒之友社”，参加该社的均是志趣相投的书画界名流，张大千与二哥善孖首先加入该会。社友有于右任、何香凝、李叔同、谢玉岑、夏丏尊、陈树人、谢公展、马孟容、潘闻韵、王陶民、张聿光、方介堪、郑曼青、潘天寿、王祺等人。一九二八年，张大千与二哥张善孖在上海与黄宾虹、俞剑华等组织“烂漫社”。俞剑华对“烂漫社”发起之缘由曾有记载：“民十八九年之顷，故友张善孖居西门路西成里，宾老曾由余之介，租居楼上厢房，而熊松泉与故友马企周均租居相去不远之永裕里，后余亦移居永裕里西邻之西湖坊，与西成里望衡对宇，遂邀故友陈刚叔、蔡逸民共八人组烂漫画社。”（《怀黄宾虹先生》）一九二九年冬，参加郑午昌、王伟、谢公展、贺天健、陆丹林等发起的“蜜蜂画社”。一九三一年，在参加“蜜蜂画社”的基础上，与张善孖、叶恭绰、黄宾虹等人发起全国性的绘画团体“中国画会”。

张大千 临盛唐鬼图 70.8cm×216.8cm 四川博物院藏

一九三三年，在苏州与张善孖及寓苏诸多书画名家结成“正社”，次年因筹办“正社”画展而画名大噪。又受中国画学研究会之聘，与陈汉第、胡佩衡、溥雪斋、溥心畲、黄宾虹、萧俊贤等人一道组成书画评议团队。积极参加各种高规格的书画团体的经历，使张大千眼界大开，结识了沪上一大批最有名望的书画家和青年才俊，其中的很多人后来都成了张大千一生的挚友。他们对于宣传张大千书画艺术和培育其书画市场无疑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三、积极参加各种书画展览活动，借以扩大影响、提高知名度

民国成立后，沪上虽无专门的美术展览馆，但美术展览活动却如雨后春笋般蔓延开来，成为沪上书画家们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作品展示和出售形式。美术展览的出现与“天马会”的成立有密切关系。据刘海粟介绍，一九一九年八月，其个人拿出一百余幅作品并联合丁慕琴、江小鹣、王济远等人举办展览，“展出五日，观众盈万”。巨大的成功成为“天马会”发起的源头，参展的几位画家想效仿法国艺术沙龙和日本“帝展”，将展览持续办下去，于是发起成立了“天马会”。“近来中国美术展览会之蓬勃，多起源于‘天马会’。”“天马会”是一个以西画为主的新兴美术团体，由丁慕琴、江小鹣、汪亚尘、陈晓江、杨清磐、张辰伯和刘雅农等人发起，刘海粟作为“天马会”的“特别会员”加入。“天马会”受到西方绘画展览形式的影响，成立后举办了一系列高规格的展览，受到各界瞩目，“中外人士有不远千里而来观者”。由此使沪上美术展览蔚成风气。甚至有画家宣称：“饭可不吃，展览会不可不开。”可见书画展览对画家的重要性。尽管缺乏专业的美术展览馆或画廊，但书画家们克服困难，通过各种私人或团体的会所、各大高校的教学场所举办展览。展览形式也不拘一格。有的参加由美术社团组织的集体展览，有的是与志趣相投的若干书画家联合举办展览，也有不少书画家举办个人展览。一时间，各种展览让人有应接不暇之感。

张大千 临隋唐释迦说法图 127.5cm×237.51cm 1941—1943 四川博物院藏

一九二八年，张大千与唐吉生合作的山水画作品参加了由宁波同乡会举办的“天马会第九届画展”并受到了关注，被誉为“醇厚可喜”。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张大千又参加了“丽泽扇箑展览会”，被誉为“古松及山水，有石涛遗意”。一九三〇年，他又参加“蜜蜂画社”成立后的“第一次古今书展”，被誉为“为本社光”。张大千早年参加的画展，最重要的当属一九二九年四月在上海举行的全国美术展览会。这次美展由教育部出面代表政府主办。众多的历史文献以不同视角记载了这次现代书画发展史上的盛事。丰子恺撰文指出：“国家主办的美术展览会，今年四月是第一次……我希望这回的全国美术展览会，从此成了中国的Salon。”徐志摩和徐悲鸿则借助这次美展会刊《美展汇刊》进行画学论争，一时“烽烟四起”。张大千受聘任美展干事，负责审查送展作品。其本人亦有数幅作品参展，并受到了关注。如俞剑华在《全国美展中之名迹》一文中称：“大风堂张善孖、张大千兄弟，素以藏石涛、八大著名海上。”程小蝶在《从美展作品感觉到现代国画画派》一文中，将这次规模宏大、规格颇高的全国美展作品分为“复古派”“新进派”“折衷派”“美专派”“南画派”及“文人派”，并将张大千列为第二大画派——“新进派”的代表人物。其评语为：“张大千写石涛最工，葱菁秀郁，近观自佳……盖苍头突起之军，而亦复古诸家之畏友也。”张大千通过参加各种书画展览扩大了影响，而同行知名书画家的撰文评价，无疑为张大千培育自己的艺术市场创造了必要条件。

张大千 南无不等观菩萨 66.8cm×124.2cm 四川博物院藏

四、利用所长，展开宣传造势

自晚清以降，沪上书画界在任伯年、吴昌硕等两代职业书画家的推动下，不断繁荣壮大。至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众多的书画家顺应潮流，进入到职业画家行列，以鬻书卖画为生。为了夺得市场的一席之地，书画家们展开了各种宣传造势手段。对此，傅抱石曾说道：“我有一种感想，我觉得民国二十六年来，尤其是近十年，有一件不十分可解的事。这件事就是中国的艺术家，他的评价，完全是建筑在‘人事’上面的，艺术还在其次。你看谁开画展，不是许多许多的人署名介绍？这班名人，也许他并不认识这请求的人，或者并未拜读过他的作品，如何能知道他的艺术？如此一来，社会上只剩有耳朵而瞎了眼睛的了。于是被介绍者一跃自居名家，介绍者也俨然画坛盟主。这种情形，影响艺术的进步是极大的。”诚如傅抱石所言，这种包装、宣传固然具有一定的誉美成分，但在竞争激烈的书画市场，要坚守“画学在文艺中最为清高”（金潜庵《全国美术展览之所见》）的心态，恐怕很难在艺术市场上立足。

张大千 翠楼远望图 1943 四川博物院藏

张大千出身于亦农亦商的富裕之家，容易形成商人思维和善于变通的行事习惯。其好友南宫博在《花到夷方无晚节，仰人颜色四时开——忆大千居士》一文中，便谈到他对宣传的重视：“至于人们诋毁，他并不介意，但他重视。大千很了解宣传，视为画家职业的一部分。”“人们讥他家江湖气，品质不高，当与他注重宣传有关。每一个享大名的画家都需要一定的宣传衬托，不止大千。”（香港《大成》杂志第一七三期，一九八八年四月）对于如何既保证作品的品质又能够在宣传造势上取得优势，张大千有非常高超和多样的手法。他的《三十自画像》完成后，随带在身，求题于南北两地名流。品题者，有曾熙、杨度、谭延闿、陈三立、黄宾虹、溥心畬等众多大家、名家，共计有三十二位之多，几乎把画像上下左右的空白写满。其后由张目寒、高岭梅影印成册，以求扩大影响，传之久远。一九三五年，《张大千画集》四大册在北京出版，共同署名作序者，有溥心畬、溥雪斋、陈宝琛、傅增湘、齐白石、陈半丁、周肇祥、于非闇、俞陛云、徐鼐霖、成多禄等北京画坛名流，计十一人。一九三六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张大千画集》，徐悲鸿作长序，誉大千为“天纵之才”，此后更有“五百年来第一人”之盛誉。《张大千传》的作者王家诚分析道：“类似这些自画像上的品题、画集序跋中的种种推崇，固然多出于题者的美意，但也不乏某些作序或题跋者笔下所说‘索序于余’的意味，也就是画家自我宣传的手法。”张大千早年为了扩大影响，还曾利用饭店来宣传自己和二哥张善孖的艺术。其老友、著名印人陈巨来就曾撰文回忆，当时上海有一家名为“蜀腴”的川菜馆，老板是“二张”的同乡，于是，该饭店从大堂到雅间，无处不张挂“二张”的画作，以作宣传之用。张大千重视舆论，尤其重视记者、评论家的评论的作用。为此，他乐意与记者、艺评人打交道，他的朋友圈里也有不少记者朋友，这就营造出了有利于扩大他的书画市场影响力的舆论氛围。台湾知名记者薛慧山曾撰文回忆他于一九三三年初识张大千的经过。当时的薛慧山不到二十岁，负责主编《吴县日报》副刊，受张大千邀请到苏州网师园做客，张大千特意向举座嘉宾介绍薛慧山：“这位薛先生年纪最小，但写起书画评论来，倒是一支敢言的健笔。后生可畏，谁都逃不了他的品评月旦呢！”一九三七年春，张大千在北平中山公园水榭举办个展，接受同为蜀人的记者乐恕人的采访，从此二人成为一生的好友。一九七一年，乐恕人自日本赴美并往“可以居”拜访张大千。张大千设特别家宴款待，席间说：“我太太五六年不下厨，这次特别为你亲手做一桌大风堂的家常菜。”这次家宴张大千亲撰的菜单在北京匡时二〇一七年春季拍卖会上以二十三万元人民币的价格成交。其内容为：“六十年辛亥四月十五日，恕人乡兄自华府重来可以居，命家人治具欢宴，并邀正言兄、赓舜兄伉俪、天循亲家、亲家母作陪相邀：干烧鳇翅、香糟蒸鸭、葱烧乌参、成都师（狮）子头、鸡油芦笋、鸡融菽乳饼、茶腿晚菘、豆泥糍饭、西瓜盅。”

张大千 春困图 33cmx79cm 1949

五、拥有专业的市场运作团队

有研究者指出，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书画家与赞助人联系紧密。“海上画家的阵营几乎可以按照赞助人来划分，画家基本寄食巨贾豪门，由富商资助培养，这些赞助人不仅有殷富的家族背景，而且都具有较高艺术造诣和丰厚家族收藏，他们组成的书画会社是招揽培养民间有才华画家的温床。其中，吴昌硕、王一亭一门的画家有：王传焘、赵子云、吴东迈等；属于李祖韩的：李秋君、张大千、丁六阳等；属于庞莱臣的：陆恢、张石园、吴湖帆、张大壮、吴桐、郭兰枝等。”没有京派文人政治学术上的优势，沪上的职业书画家与商业巨头联姻则成为海派书画的一大特点。也正是借力于依靠经商发家的新兴市民阶层和商贾们的鼎力支持，沪上职业书画家才能够立足，书画艺术才得以蓬勃发展。譬如吴昌硕初到上海时，商界领袖王一亭暗中收购其卖不出去的画作，从而使吴昌硕得以在沪上站稳脚跟。王一亭幼时为装裱店学徒，沪上大富商李薇庄偶然发现其聪敏好学，于是着意栽培，最终成为沪上艺商两界的巨擘。王一亭本人后来也成为沪上著名的艺术赞助人。“在民国前期，对于上海书画艺术的发展贡献最大的商界人士要数虞洽卿和李薇庄、李祖韩父子。”他们是宁波籍旅沪商人中的骨干，同时热爱书画艺术，乐于与书画家交往。他们创建的旅沪宁波同乡会会馆，常常举办书画家们的各种展览，成为沪上最著名的艺术赞助机构。

张大千 觅句图 1949

张大千初到上海之际，十分清楚需要借力于像李氏家族这样的在艺、商两界影响巨大的赞助平台。张大千曾自述与李家为世交，故受到李薇庄、李祖韩父子的特别关照。他能够在沪上站稳脚跟，顺利走上职业画家之途，与李家对其进行的商业包装和运作分不开。张大千早年在上海时，李家就是他的落脚点，而他的画室就常设在李家。张大千晚年曾对采访他的记者谢家孝详细地介绍了他寄寓李家的情况，且提到与李祖韩、李秋君兄妹的关系非常亲密。李薇庄甚至要将三小姐李秋君许配于张大千。故无果后，李秋君竟终身不嫁，成为张大千一生的红颜知己。张大千的画展常常由李祖韩、李秋君全权操持，而他本人可以完全放任不管。李家凭借在沪上广泛的人脉关系、强大的财力支撑以及高明的运作手段，使得张大千每一次画展都举办得相当体面且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如一九二五年张大千在宁波同乡会会馆举办的第一次画展，就是在李氏兄妹的操持下举办的。这次画展“不分画别，每张画一律定价二十元银洋，而且订购的人没有选择的余地，一律以编号来抽签决定，各凭运气”，营销策略显然经过精心准备，十分独特。展览获得了巨大成功，与李氏兄妹的成功运作以及他们在上海滩的商业实力、社会影响力等因素是分不开的。展览上的作品被订购一空，“全赖李府宁波同乡捧场”。著名书画家余绍宋曾对张大千画展的营销模式嗤之以鼻，认为有损画家之斯文，不值得效仿。他说：“前日在北京闻张大千、善孖两昆仲个展览会获数千元。其办法乃先以政治手腕，向各当道之家眷运动，开这若干幅，标价甚昂，而实仅收十分之三四。开会之日，各预定画幅同时标明某某所定，一时庸众颇为所惊动，竞相购买。又其画皆用玻璃镜框装成，不惜工本，自易动目。似此行为又岂余所能效者耶？”可见早在二十世纪初，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打折式营销策略、精心包装策略已为张大千及其专业运作团队熟练运用了。

张大千 新安江秋色 51cm×120cm 1934 吉林省博物院藏

六、准确捕捉市场风向，投市场所好

作为职业画家，张大千善于准确捕捉艺术市场的风向变化，从而使自己的画风作出必要的调适。“他的仕女画，从二三十年代的弱不禁风、楚楚可人，到四五十年代的健美明艳、大方自然，都紧扣当时的审美风尚。其古装美女的造型韵味，体现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上海极为流行的广告月份牌的影响；而那时喧腾一时、玉腿横陈的《摩登仕女》，也取自上海商业广告中都会女性的时髦造型。”对于自己学“月份牌画家”玩弄性趣味来取悦大众的做法，张大千并没有觉得有什么尴尬，他曾笑着对好友陈巨来说：“某某，吾现在画仕女，专从美貌曲媚于人，每帧需三百元。请你原谅，如要我画仕女，只好专写背影，不给你看面孔了。”

张大千 桐荫高士图 62cm×141cm 1932 吉林省博物院藏

张大千洞悉市场风向，最成功的是迎合了民国初年艺术市场对石涛的尊崇心理，并将自己打造成了一位闻名于京沪的“石涛艺术研究专家”。民国初年，石涛的画作极受艺术市场和收藏界的欢迎和追捧，不少圈内外人士热衷学习石涛的绘画并进行收藏。正如徐建融等人所说：“石涛山水画的影响力是在近代，即清末民初批判‘四王’山水之风兴起以后方才成为一股潮流。”“可以说，‘五四’以后中国画的发展，石涛所给予的影响之大，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位大师。”石涛在民国初年受到关注和推崇，是海派书画界第二代领军人物吴昌硕、曾熙、李瑞清以及黄宾虹等人亲自推动的结果。由于石涛具有迥异于“四王”的独特画风以及明末遗民身份，因此受到海上这批从前清过来的遗民书画家的偏爱，他们手上都藏有不少石涛真迹，常常在一起对石涛画作进行品鉴和欣赏。艺坛名宿的价值取向，自然引起艺术市场的跟风。地产大亨陈霖生就以收藏石涛画作颇丰自鸣得意。少帅张学良、显宦张群也极为欣赏石涛画作，二人后来均因收藏石涛画作而与张大千结下一生的友谊。艺术市场对石涛的垂青使张大千看到了成名的契机和巨大的商机。由于曾、李二师以及他们的好朋友吴昌硕、黄宾虹都藏有不少石涛画作，加之他们之间常常聚会品鉴石涛的作品，这就使得张大千具有一般人不可企及的观赏、临摹石涛各类真迹的机会。他在《四十年回顾展自序》中说：“二十岁归国，居上海，受业于衡阳曾夫子农髯、临川李夫子梅庵，学三代两汉金石文字，六朝三唐碑刻。两师作书之余，兼喜作画，梅师酷好八大山人，喜为花竹松石，又以篆法为佛像；髯师则好石涛，为山水松梅，每以画法通之书法，诏门人子弟。予乃效八大为墨荷，效石涛为山水，写当前景物，两师嗟许，谓可乱真。又以石涛、渐江皆往来于黄山者数十年，所写诸胜，并得兹山性情，因命予往游。”这里不仅交代了他的老师对于石涛、八大山人的喜爱之情，也讲述了自己为了迎合老师的趣味而临仿石涛、八大山人，结果竟至于“两师嗟许，谓可乱真”。高超的临仿能力鼓舞了年轻画家的热情，接连绘出了不少石涛仿作，这些画作最后大多流入了市场，客观上推动了石涛在当时艺术圈和收藏界的影响力，使石涛一派炙手可热，同时也为张大千带来毁誉参半的巨大声望和可观的经济收益。

张大千 黄山文殊院图 41.5cm×102cm 1946 吉林省博物院藏

张大千大量制作古画的动机，王家诚的概括很有代表性：“推测他作假画的原因，为了卖钱以维持庞大的开销、向艺坛权威挑战和炫耀自己摹仿古画的才华都有。此外当时制造假画的风气，以及清道人之弟李筠庵——大千称为‘三老师’，对他造假画技巧上的传授，都成了他大量造假画的动力。”陈定山在《春申旧闻》中记录了张大千如何精心设局、与古董商合谋骗过地产大亨陈霖生，从而获利上万元的往事。张大千怂恿喜好石涛绘画的陈霖生在家中专设“石涛厅”，为藏家树立典范。而自己则暗中参照陈家厅堂格局极有针对性地创制了一幅规模宏大的石涛山水仿作。古董商随后携该作游说于陈，陈未免心动。为避免上当，特意找来张大千进行鉴定，张一口咬定该作乃伪作，交易遂中断。事后，张大千特意假古董商之口放出风声，称张大千承认看走眼，且日前已经以四千五百金预订该作。恼羞成怒的陈霖生最终以双倍的价钱“抢”走了这张假画。青年张大千的狡狯，不仅让精明的商人吃尽了苦头，也曾经让艺坛前辈黄宾虹难堪。起因同样是围绕对石涛绘画的收藏。张大千曾经向黄宾虹求借一幅石涛精品以供临摹而被拒，遂心有不悦，随后以自己的临仿之作置于老师曾农髯的案头，有意让来访的黄宾虹看到此画。果然，黄宾虹对此作大为欣赏，称：“这一幅石涛，乃其平生精心之作，非识者不能辨也。”当他要求收购此作时，张大千乘机提出交换要求：“你老人家既然如此欣赏这幅石涛，照说我是舍不得的，如果你老同意的话，我这幅‘石涛’换你那天不肯借给我的那幅‘石涛’如何？”最后张大千成功以该伪作换来了黄宾虹手中的石涛真迹。这件伪作就是著名的《白云荆关一只眼》。

张大千 荷花图 69cm×137cm 1948 吉林省博物院藏

张大千制作古画，绝不仅限于石涛、八大山人，历史上很多有名望的画家，尤其是宋元以来的画家他都临仿过。他的伪作遍布世界各大博物馆、美术馆或私人藏库中，不少伪作被当做真迹珍藏。如耶鲁大学艺术馆收藏的石谿《山水》，伦敦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五代巨然《茂林叠溪图》、檀香山美术馆收藏的《睡猿图》等，都曾长期被当做真迹珍藏。我国台湾学者傅申，以及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高居翰等花了大量精力投入到张大千伪作的鉴别工作中，以致成为了“专心致力于追踪辨识张大千伪古画作”的专家。张大千在作伪方面的水平之高，甚至连老朋友徐悲鸿、吴湖帆、谢稚柳等人都难辨真假。如其伪作、著名的《睡猿图》即是一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张大千以宋代名画家梁楷的笔法画了一幅《睡猿图》。画成后，通过渠道交给了北平琉璃厂的古董商出售。适逢吴湖帆因事到达北平，见到此画大为心动，遂以四千元白银的重金买下此画，张大千与古董商各分得两千元。吴湖帆得此画后，特请好友叶恭绰在画的上方诗塘题下“天下第一梁风子画”几个大字。此后经张大千私下点拨，才暗中又将此画卖了出去。该画后来辗转卖进了檀香山美术馆，一度成为该馆东方艺术品珍藏中的“瑰宝”。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经张大千亲自向馆方承认此为伪作，才有了定论。

张大千高超的临仿能力尽管让他毁誉参半（如好友王季迁就曾批评其造假画的行为打垮了中国古画的国际市场，外国人不敢再问津中国古画），但客观上给这位青年画家带来了巨大的名望，使他可以在京沪两地的书画市场上“呼风唤雨”，进而给他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入。这一点张大千自己也是颇为自傲的，他也从不避讳在圈内讲述自己仿制古画获得钱财的动机。据其好友陈巨来回忆，张大千跟朋友们聚会时，“有时讲讲自己仿制古画骗过书画商的逸事”。张大千最初在京沪两地的名气，几乎都来自于他对石涛艺术的研究以及让人惊艳的仿古作伪的能力。谢稚柳在《怀念张大千》一文中说：“当时大千的盛名，交口称道的是善于写石涛。的确，大千写石涛可以乱真，但又不限于乱真，而是又发展了石涛。他走遍了祖国的名山大川，当时他的画笔描写黄山与华山的特别多，所以给人的感受是雄奇瑰丽而富于写实精神。”陆丹林曾撰文指出：“大千临摹古画的功夫，真是腕中有鬼，所临的青藤、白阳、石涛、八大、石溪、老莲、冬心、新罗等家，确能乱真，尤其是仿作石涛，最负盛名。”张大千高超的临仿能力和制造假画的经历，既让他在艺术市场中名利双收，同时也给他带来过麻烦。一九二八年夏末，张大千为沪上一大户鉴定其收藏的石涛画作并指其为赝品。不料有人刻意挑拨该大户，污指张氏将其真迹隐匿，以赝品代之。该大户大怒，扬言要报复张大千，常常唆使地痞流氓到张家寻衅滋事。无奈之下，张大千兄弟二人只得暂离上海，举家迁往浙江嘉善避祸。

节选自《荣宝斋》2018-10 总第167期

没有曾熙就没有张大千

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史记载中，

流传着许多脍炙人口的佳话，

曾熙与高徒张大千之间的典故即是一例。

1929—1930年曾熙（前排中）与张大千（后排右一）、王个簃（后排中）等友人合影

张大千，一八九九年出生于四川省内江县，名“正权”，排行第八。后曾熙为其改名“爰”，以“张爰”号“大千”行世。张大千先生是驰名世界的艺术家，他的老师曾熙和李瑞清，都是清末民国初年的名士，张大千艺术成就是否受到他们的影响呢？谢家孝著《张大千的世界》有《曾李二师》一章，记载张大千谈曾熙和李瑞清对他的影响：“对老师来说，哪里敢说是影响，简直是受益甚多呀！”大千先生最讲究的是规矩，显然以“影响”二字措辞不当。大千言谈间，表现出用字遣词丝毫不苟的态度。

曾熙书章草五言联 1919

中国台北“历史博物馆”在张大千九十冥诞之际，举办有《张大千九十纪念学术研讨会》，后结集出版《张大千学术论文集》。其中王方宇的论文《张大千先生与八大山人》，专门记载曾熙、李瑞清与张大千谈论八大山人的画：“李瑞清是张大千先生的老师，也收藏八大山人的书画。他另一位老师曾熙也很景仰八大山人的作品，在重要作品上有题跋，方宇知有两件：一件是现在日本西京泉屋博古馆的《醉翁吟》书法手卷。题的是：八大山人纯师右军，至其圆满之中，天机浑浩，无意求工，而自到妙处，此其所以过人也。此卷盖山人得意疾书之作，冲甫以乙亥生，得此尤可宝也。癸亥新秋熙。”癸亥年即一九二三年。

“另外一件有曾熙题跋的是现在波斯顿美术馆的一幅《临徐渭荷花图》立轴上，这段题跋现在是裱在画的背后，平常看不见。印入《教育部第二次全国美术展览会特集》古画部分。第三〇六图。题的是：此清道人藏八大山人第一妙迹也。当置之卧室，客有能赏八大画者，引至榻前，激赏以为乐。张生季爰当持贽时，道人诏之曰：‘八大无篆书，此数茎荷柄，即篆书耳。’张生尚能记其逸事。此幅为筠庵三弟护持。丁卯元月熙识。”丁卯年即一九二七年。

曾熙作品

从上可见曾熙、李瑞清两位老师对张大千的绘画是有过指导的。王方宇认为，张大千于石涛、八大发生兴趣，与曾、李二师的引导有极大的关系。王方宇为著名的中国美术史专家，尤其以研究八大山人闻名于世。王先生与张大千交游甚多，也颇受张大千的教诲，对张大千了解最深，他提出：“张大千先生天纵奇才，游戏人间，以超人智慧，宽大胸襟，往还于人世之间，博览众相，四海交游，通达天道、地道、人道，不但精于人生多方技艺，于中国传统伦理亦自有其严肃之操守，非浅见之士，所能见其心性。”此言可谓不刊之论。又说：“张大千先生以对八大山人的衷心景仰，从收藏、研究、摹仿以及伪作的过程里，无形中把八大山人的人品、书品、画品，介绍给这个时代的各个艺术角落，八大山人之所以有今日之崇高声誉，不能不说张大千先生有传播之功，即也就是张大千先生对八大的影响。”而张大千对八大、石涛的研究和传播功不可没，首推曾、李二师对他的引导之功。可以说，没有曾熙与李瑞清对张大千的指导与提携，就没有日后张大千的艺术成就了。

张大千作品

姜一涵先生也认为：“张氏于两年后（一九一九）回到上海，先后拜曾熙和李瑞清为师学习书法，更因曾李二氏精鉴赏、富收藏，曾喜爱石涛、李爱八大。张大千趁机遍临二氏收藏，并夤缘二氏广泛结缘上海之收藏家及文人艺士。张大千能有机会接触中国书画艺术瑰宝，取法中国书画中之最高典范，以至走上中国艺术的康庄大道，其重要关键在于他在上海和结识了曾李二师。”正是由于曾李二师的大力提携，张大千才能在上海这个人文荟萃、名家云集的地方声名远播的。

曾熙书魏碑五言联 1921

研究张大千先生的专家学者傅申在一篇论文中这样写到：“当己未年（一九一九）大千先生刚从日本游学归国不久，时才二十一岁，拜在曾农髯和李梅庵两位著名书法名家门下习书作画。是年秋，他随侍二师前往当时上海的书画大收藏家狄平子的平等阁观画，看了一百数十幅宋元明清的作品。这些作品，直至二十余年之后，大千居士仍记忆犹新，他说：‘昔一时妙绝之尤物，王叔明《青卞隐居》尤为惊心动目！’可见这一幅被董其昌评定为‘天下第一王叔明’的画，对青年时期的张大千先生的确产生过难以忘怀的震撼力。”这段话，也可以看出当张大千在拜入曾熙、李瑞清门下不久，二人就带着他去狄平子那里看画。在看画的同时，博学识画的二师自然少不了一番教导。曾熙对张大千的知遇之恩，张大千自然铭记在心，终生不忘。

张大千早岁赴日留学一事，很多书中都有记载。早在一九六八年，谢家孝著《张大千的世界》一书就记载张大千自述“十七岁即离开四川老家赴上海，当时我二家兄在上海，我去上海见见世面，私心也就想留在上海学书画，可是家里不同意，第二年就遵从父兄的意思，到日本京都去学染织”，还说自己“在日本四年”。张大千还在《张大千四十年回顾展》自序中说：“年十七，出峡渡海，学染织于日本西京，绘事遂缀。”

张大千作品

然而，在早期的文献中介绍张大千的有关资料，有陆丹林的《画人张善孖大千兄弟》从未记载二人留学京都之事。与张大千相交很久的巢章甫，对张大千的阅历了如指掌，可是他所著的《张大千五十年生辰》，却没有对张大千留学京都学习染织的事有任何记载。如果张大千在京都留学四年，无论是否学习染织，他们都不会对此不置一词的。另外官方文献《民国三十六年中国美术年鉴》中也没有对张大千留日学习染织一事有任何的记载。

日本学者鹤田武良曾写有《张大千的京都留学生涯》对张大千是否留学京都学习染织一事作了详尽的考察。他不辞辛劳地查遍了所有的一九一六至一九一九年有关学校的学生花名册，都没有找到张大千兄弟的名字。他推测，可能张大千没有正式入学，以旁听生的身份去学习。张大千在日本的日子，可能没有传闻中那么长达三、四年，只是短期的生活而已。

关于张大千是否在京都学习染织四年，这关系到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张大千究竟何年拜曾熙为师？如果张大千十七岁时前去日本，就是在一九一五年，如果是十九岁去学习乃是在一九一七年。根据张大千所述，他是一九一九年二十一岁时返回上海拜曾熙为师，后又拜李瑞清为师。可是根据现有的一些资料，他的拜师年限却有很多疑问。

曾熙临摹张大千藏画 1926

张大千二哥张善孖为画虎名家，曾熙多次给张善孖的《十二金钗图》题跋，从中可以找一些线索。张善孖不同时期的《十二金钗图》绘画作品出版过多次，最早的一次在一九一八年，曾熙题跋曰：“髯居上海之三岁，季爰居门下。”张大千拿画本请曾熙题跋，可见张大千已经拜曾熙为师。在一九二一年，曾熙又题跋张善孖的《啸满天地》中曰：“善坱孖二兄最能画虎，《十二金钗图》可谓善讽善喻。”一九二八年，曾熙题署《十二金钗图》，并在序中说：“此十二幅较前十年所作更神妙。”由上海烂漫出版社出版，影响极大。这三次题跋，从中可以看出张大千应该是在一九一七年拜在曾熙门下，因为题跋中说，曾熙居上海三年了，如果从一九一五年深秋曾熙到上海算来，是一九一七年为三年。一九二八年曾熙又题跋说“较十年前所作更为神妙。”说明张善孖的《十二金钗图》曾熙于一九一八年就已经见到过。如果张大千是一九一九年拜曾熙为师，那么问题来了：首先，曾熙自述居上海三年（一九一七），张大千拜于门下，在时间上是矛盾的。再者，张善孖《十二金钗图》在一九一八年出版，由曾熙题写书名。如果张大千没有拜在曾熙门下，曾熙怎会为张善孖题书名呢？一九一八年，张大千未婚妻病逝，时在上海的大千有没有返回京都继续留学？而且张善孖一九一八年秋画成《十二金钗图》并在岁末出版，张大千作跋并没有提到二哥留学日本之事。

曾熙《致陆先生书》

此处可以推测：张大千在一九一六年末随二哥到上海，一九一七年去京都至一九一九年期间，张大千是有很多时间在上海的，并不是这三年一直留在日本。如此，也可证明一九一八年张大千返回上海，请老师曾熙题写书名《金陵十二钗》。

张大千在“千秋万岁”六朝铜镜拓片题跋：“寿世之竟（镜），秦汉为多，六朝物仅此一见。五年前，曾以之寿梅师……壬戌五月既望，德庵先生索拓片，因识数语于此，大千居士爰。”这是最早关于大千拜师的记载。壬戌年即一九二二年，五年前即一九一七年，李瑞清的生日为七月初九。可证张大千在一九一七年七月之前已拜在李瑞清门下，那么张大千拜在曾熙门下只会更早一些。

曾熙题张大千 《游黄山小景图》 1928

在台北举办的“张大千的老师—曾熙、李瑞清书画特展”中有一副李瑞清的对联。这副对联是集《瘗鹤铭》字所作：“此亭惟爽垲，厥词不浮华。季蝯仁弟索集鹤寿字本字，丁巳四月，清道人。”这副对联的时间为一九一七年四月，也可证明张大千的拜师时间在一九一七年。

二〇一〇年刘海粟纪念馆举办《曾熙与上海美专》展览，里面有曾熙门生马企周的《秋景山水绝笔图》大幅作品，上面有钱君匋的题跋：“马骀字企周，四川建昌人，生於清光绪十二年丙戌……乃于丁巳携张爰大千出川……企周抵沪问道于曾，张则从李游。田寄苇早入李之室，后组曾李同门会。”钱君匋题跋一九七三年，清楚记载了张大千是与马企周一九一七年一起出川到上海的，然后拜师在曾熙、李瑞清门下。

张大千作品

从以上材料可以得出结论，张大千拜曾熙为师应该在一九一七年，旋即拜李瑞清为师。拜完师后才随张善孖到日本学习，期间多次回沪随师学习书画。而张大千三年间在上海与日本来回往返，根本不可能在日本注册学习，所以，在日本自然不可能查出张大千的注册学籍和学习档案了。张大千在一九一九年春正式从日本归沪以后，“受业于衡阳曾夫子农髯、临川李夫子梅庵，学三代两汉金石文字、六朝三唐碑刻。两师作书之余，间喜作画。梅师酷好八大山人，喜为花竹松石，以篆法为佛像。髯师则好石涛，为山水松石，每以画法通之书法，诏门弟子。予乃效八大为墨荷，效石涛为山水，写当前景，两师嗟许，谓可乱真。”

当年仲夏，张大千回乡省亲，从重庆寄来日课作品以及兄所绘之画册。曾熙很是高兴，回信曰：“收到英洋二十四圆，当即书就先寄。画册收到。尊临鹤铭盖髯法，非李法也，甚好，吾道有传人矣。（道士亦喜令兄画，谓其能兼西法，指山水言也。）李梅庵先生急欲得蜀刻《八代诗选》三册，髯欲得一册；又《八代文粹》，髯欲得一册，请购，开价奉上或蜀中有乞书画，以书易书亦可。令兄均此，未另。季蝯仁弟，熙启。五月廿九。”从此信中，可以看出曾熙对张大千的赞赏。其实，曾、李二人由于师法对象不同，所以对怎么书写各有自己的方法。譬如临摹《瘗鹤铭》就有各自的用笔方法，张大千用曾熙的方法临摹的《瘗鹤铭》，曾熙自然十分高兴。对于张大千同时拜曾熙、李瑞清为师，也算是奇缘。这对张大千学识的快速增长起着极大的催化、促进作用。

曾熙题张善孖画 1928

六月一日，曾熙为张善孖的《折中画景》题写扉页并作跋：“季蝯弟相识沪上，出所为髯书与阿某书皆有风骨，一见惊叹！盖其书才求之近世良不易得……世乱如此，吾生何乐，惟有良朋得永，朝夕窹言，思之我心如写。已未六月一日，曾熙为善存（孖）先生注此。”时张善孖尚未拜在曾熙门下，是张大千邮寄哥哥的画册让老师题写扉页和作跋。曾熙对张大千兄弟十分欣赏，誉为良朋益友。同日，曾熙又回书一封：“季蝯贤弟足下：前承赠何联，翊晨以小病未起，匆匆即别，殊为歉然。嗣得两书，知蜀道艰难，尚未入峡。寄来令伯子善翁山水人物花卉，法兼中西，不特髯心赏，即道人素以画自许，亦称颂不己，允为题识再寄。髯草草数语，聊表己意，未识有当否？贤弟书才近所少见，髯书无可学，然得弟，吾门当大，亦自喜也……熙顿首，六月一日。伯子善存（孖）先生承赠画，谢谢，未另启，乞恕。”曾熙对张大千的喜爱之情溢于言表，一日之内连回两封书信，对张大千赞赏有加，认为他能够光大门庭，十分欣慰。

七月二十日，曾熙复信给张大千，催他早些回沪：“……弟既好古勤学，宜请命早来沪，同资研究。道士亦寄语问候。蜀道安否？即告。即颂侍福无量。农髯顿首。七月廿日。又，小印一方，古厚可爱，并谢。”

曾熙为弟子画集题签 1928

同年秋，张大千回沪，在曾熙家中请益李瑞清篆籀笔法，李瑞清醉后欣然书之。后张大千拿去请曾熙题跋以记此事。曾熙题跋云：“此阿某去岁醉后，检儿童塾课纸诏季蝯学篆书也。季蝯所得止此四字，宜如何宝爱之！庚申十一月二十四日大雪，农髯注。”李瑞清为张大千亲自书写并指导，所以张大千十分珍爱。在一九二〇年李瑞清辞世之后，张大千题跋其上，缅怀恩师。后有曾熙两次题跋以及李瑞奇、李健、胡小石等人的题跋。

一九二〇年端午节，曾熙为张大千之父张怀忠用隶书书写左思《蜀都赋》四条屏。至今还珍藏在中国台北张大千故居中，成为张大千的传家之宝。深秋张大千省亲回蜀以三千金购得倪瓒名作《岸南双树图》，曾熙看后十分赞赏：“此倪高士真迹。庚申岁，予还蜀中省亲，购于渝州卢雪堂先生家。时予初收书画，以三千金得此，携至海上，先农髯师激赏之，且誉之曰：‘子年才弱冠，精鉴若此，吾门当大。’遂以归先师心太平庵秘箧。”曾熙对张大千的鉴赏能力大为赞赏事出有因，并不是无谓的夸奖。

一九二一年浴佛日，曾熙题跋张大千藏李瑞清所画《无量寿佛图》：“阿某年来画佛纯以篆籀之笔行之，亦不自知其为书耶！画耶！此幅为日本书画会友所作，笔尤古劲。佛未点眼，遂谢尘缘。季蝯，阿某得意弟子也，家人因以此付之。辛酉浴佛日，心佛生曾熙敬题。”从题跋中，可以看出张大千是李瑞清得意弟子，老师的家人才会以李瑞清的画相赠。

端午节后，张大千将回蜀省亲，曾熙写魏碑体对联一副赠送张善孖：“长啸震山谷，下笔起风云。”并跋云：“善孖二兄善画虎，古人谈虎变色，况风生腕下乎！因季蝯归省，书此相诒。辛酉端午后，曾熙。”张大千在上联题签：“髯师真书联上。”在下联题签：“髯师真书联下，弟子爰谨题。”一九二二年中秋节，曾熙与张大千给上海著名的医生、巨商黄楚九母亲七十冥寿大庆题诗。时张大千还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学子，如果没有当时德高望重的曾熙引领，张大千能否进入这上流社会的宴请都未可知，更别说赋诗了。

曾熙作品

重阳节前，曾熙为张大千重金购得曾熙所书的五言对联题跋：“长歌发清征，素月明容光。此戊午年所书，已敝簏中物矣，而季蝯弟乃酷好之，且以重值购得之，乞髯补题。足见一物之成毁，亦有数定，况大此者乎！壬戌重九前，熙。”

一九二三年，张大千弟兄回蜀迎接父母亲来沪赡养，曾熙以其有孝心，深以为然，并书写长联以赠：“管夫人一门富丹青，白发挥毫，彩衣捧砚；潘太尉万觞罗丝竹，板舆日暖，兰砌风和。”曾熙就是个名扬天下的大孝子，所以他对张大千兄弟尽孝心的做法自然赞叹有加，特写长联加以表彰。

张大千作品

当年春，张大千在曾熙府中画长卷《百果图》，因故没有完成，直到一九三二年才完成：“癸亥春日写于先师农髯先生心太平庵，越九年，壬申之十二月从败簏中检出重加点染并。大千居士爰。”（日本京都博物馆藏）这个题跋透露出一个消息，张大千跟随曾熙不仅在学书，而且也在习画。除夕之日，曾熙为张大千临《瘗鹤铭》并跋云：“季蝯弟好髯为《鹤铭》书，据匋斋水前本临此与之。癸亥除夕，熙。”曾熙对张大千关心备至，在除夕这样的日子里，还临摹书法样本供弟子学习。

一九二四年三月二十六日，张大千父亲张怀忠病逝，曾熙为之撰《张怀忠先生家传》并书。张家三兄弟都拜在曾熙门下，所以曾熙为之写家传也得手应心。

曾熙题《大风堂所藏书画集》1929

同年春，曾熙为张大千作《季爰书画例言》并代订润格。在《季爰书画例言》中云：“一日纨贽就髯席请曰：愿学书。髯曰：海上以道人为三代、两汉、六朝书，皆各守家法，髯好下己意不足学。因携季见道人。道人好奇，见季年二十余，其长髯且过髯，与语更异之，繇是季为髯书，复为道人书，人多不能辨，近则刻苦求于髯与道人书之外，卓然自立矣。季初为画，喜工笔人物，及见髯与道人论画山水，则喜方方壶、唐子华、吴仲圭、王叔明、大涤子，花卉则喜白阳、青藤、八大及扬州诸老。季昆季中，多善为计学，近又蜀中富人矣。季因不汲汲自见，然终日为人奴隶，亦何所取，因为之定其书画例。”老师给弟子推荐自然要表扬居多，这里面也透露出不少信息。张大千初学画工笔人物，在曾、李二师的影响下，则喜欢山水、花鸟，并向传统学习，遍学石涛、八大以及元明大家。可以说，正是受两位老师的培养，张大千日后才成为享誉世界的山水画大师。

五月二十六日，正是曾熙夫人五十八岁寿辰，张大千兄弟与众弟子齐来，并合作画为师母贺寿。画成曾熙题跋：“甲子五月二十六日，万夫人晋五十八岁，学子咸来举酒为乐，张生季爰写佛相，仲乾侄以篆法勾衣，江生万平画蒲团，马生绩周写菩提树，张生善孖朱花小竹，老髯抱元和、九一两孙观学生作画，遂题其端。”这是多么其乐融融，和谐相处的一门师生呀。

一九二五年四月六日，曾熙题跋张大千所得恩师李瑞清《落英缤纷图》：“此道人拟南田，究不让南田，宜季爰得之大快。髯注，乙丑四月六日病初起。”张大千购得老师李瑞清的画，喜不自胜，请曾老师题跋以记之。十月三日，曾熙题张大千仿石涛《后游赤壁图》：“季爰自得髯所藏大涤子巨幅册子，笔力更雄厚。此帧写东坡后游赤壁，儒冠古服，真能得其划然长啸、草木震动之旷怀。大涤原本恐尚不能到此。乙丑十月三日，曾熙。”张大千此画深得曾熙赞许，认为有石涛原画尚不能到处。曾熙深爱石涛，收藏有很多石涛的真迹，张大千学习石涛的原作基本上都是曾熙收藏的作品，也可以看得出曾熙对他的提携之情。

一九二六年三月，李瑞清六十冥诞，曾熙在怀念老友之际，嘱咐张大千为老师造像。曾熙题跋曰：“赤子之心，大人之度。三古舒翔，六经作注。世钦其学，我惜其遇。黄冠草履，岂志之素。有墨皆泪，孤忠谁诉。天阙之山，出云吐雾。灵之游兮，嗟叹行路。门人张季爰画像，乡人黄晓汀写衣履补景，故人曾熙赞之。丙寅三月。”

冬月，张大千以蜀中购得的珍品—岳雪楼旧藏黄子久《天池石壁图卷》送给曾熙以报答老师的知遇之恩。曾熙十分喜欢此卷，时常拿出来欣赏。曾熙题引首：“大痴天池石壁眇（妙）墨，此画张生季爰自蜀携归，即留髯箧三岁，丙寅冬让与髯，为书其耑。农髯熙。”在除夕之日，曾熙又拿出此卷来欣赏，不仅思念起爱徒张大千了，感慨万千，提笔又跋：“此大痴老人写《天池石壁》，安氏旧物，嗣归岳雪楼，粤中如潘氏、伍氏皆有赏鉴图章，元人勿轩题诗。勿轩，诗人，而书法之妙如此。题册左角有元人贡师泰印，其详见《岳雪楼集》中。此卷张生季爰从蜀得之，季爰以髯酷好大痴，遂割爱让髯。丙寅除夕，曾熙识。”曾熙是位收藏家，也是鉴赏家，所以他题跋不足百字，把这卷名画的来龙去脉写得一清二楚，可见曾熙所读诗书之广，可谓学富五车。

曾熙作品

一九二七年春节，曾熙与张大千、郑孝胥等人登报介绍六阳道人鬻画。此时张大千在曾熙的提携下，交游甚广，已经在沪上颇有名声，所以能和老师一起帮别人代订润例。曾熙还为弟子张善孖单独撰写“张善孖卖画广告”：“张泽字善孖，蜀之内江人。好画虎，髯门人季爰之兄也。髯居上海之三岁，季爰居门下。一日持善孖所为《十二钗图》乞题。髯曰向不喜为闺阁绮丽之词，季曰虎耳。大惊，展示果十二虎，踞者，立者，渴饮者，怒者，媚者，极其变态，皆奇想天开。嗟乎！善孖其善以画讽世者欤！去岁来沪，携其平日所画虎，大者丈余，小或数尺。或写群虎争食喻当道贤者，或人而蒙以虎皮，喻贤者中又贤者。嗟乎张生！何讽世之深耶！”这件曾熙亲自所写的《张善孖鬻画》不仅印证了曾熙留居上海三年之后的一九一七年，张大千拜师曾熙门下，而且曾熙还十分欣赏张善孖的才华。现在张善孖也拜在自己门下，多一个得意弟子，自然是做老师的最大快慰。

曾熙师徒合作《岁朝清供图》1930

一九二七年春，曾熙吩咐弟子临写旧藏石涛小像。张大千听从老师的嘱托，临摹也十分认真，画完后送给老师。曾熙看后，题跋云：“貌兼心古迥造尘，老干疏花自写真。不与时流争姿媚，千秋万古一图春。”又题云：“旧得清湘老人小像，嘱仁弟临，老髯题。”

十一月即望，张大千收藏几幅画送到曾府上请老师鉴赏，曾熙给弟子姚云江写信，告之前来赏画：“有四画大可看，皆季爰所已买者。病虽愈，然当不适，何耶？云江。熙启。十一月将望。”姚云江是上海著名医生，也拜在曾熙门下学习书画，还是曾熙一家的保健医生。曾熙年来多病，姚云江经常过府看病，今有张大千新购的名画，所以请他过府来同观书画。

十一月，张大千母亲寿诞，曾熙作《眉寿无疆图》祝寿。张大千的母亲也姓曾，所以曾熙称张大千母为宗姑张老夫人。（此画现藏中国台北张大千故居）

年底，同乡许雪斋即将还乡，曾熙不舍，写《简笔山水图》赠之。张大千过府，也在画上题跋。曾熙题跋云：“雪斋先生精赏鉴，前月自湘来沪，携有许道宁山水立轴，骨遒韵逸，确是宋人真迹，留置案头，欲仿不能。予性近明季诸贤，不敢望宋也。先生将还湘，写此为纪念。丁卯嘉平朔吉。农髯。熙。”张大千题跋云：“洞庭千里日光寒，蜀道百盘行路难。同是故乡归未得，青山还向画中看。雪老道翁将返湘，予亦思入蜀，俱以阻兵，淹留海上，读画题诗，深为怅惘。大千弟张爰。”张大千此时画名在外，书法也很有成就，所以曾熙对之青眼有加，认为此子可光大师门，青史留名。曾熙画很少有弟子题跋，可张大千是个例外。

张大千作品

一九二八年春，曾熙为张大千临石涛《游黄山小景图》题跋：“独留苍翠照山川，洞壑泠泠响远天。最是松风无执着，吹将幽意落空禅。季爰写此赠水野先生，熙题其耑。”自吴昌硕病逝后，曾熙成为沪上书画界的领袖，张大千也成为著名的画家。张大千绘画送人，曾熙题跋其上，自然身价倍增，也可见曾熙对张大千的器重。

三月，曾熙题跋张大千临石涛山水图卷：“季爰写石涛，能摄石涛之魂魄至腕下，其才不在石涛下。他年所进，当不知何耳！因见季爰弟临此卷，并系以句题此。戊辰三月，熙。”曾熙对张大千的期望如此之高，也可看出张大千确是一匹千里马，而曾熙却有伯乐之识。

文 | 张卫武

原文标题 | 曾熙与张大千交游考

来源 |《荣宝斋》2016-06 总第13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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