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州时期是苏轼人生中的重要阶段，在黄州他写下了《念奴娇·赤壁怀古》、《前赤壁赋》、《后赤壁赋》等传世名篇。与这些旷世佳作相比，《临皋闲题》不过是一篇只有寥寥几句话的闲题小文，但也正因其“闲”和“小”，我们才得以窥见一个更为真实和复杂的苏轼。

苏轼雕像

临皋本是黄州的一个驿亭，靠近长江。苏轼到达黄州后仅在定慧院居住了四个月，就全家迁居临皋。此后虽然又建造了雪堂，但仍然经常来临皋居住。因此临皋是苏轼在黄州时期生活和创作的重要居所，苏轼的诗文中也多次提到临皋。

而这篇《临皋闲题》就是他在临皋闲居时写的一篇小文。全文只有三句话，第一句：“临皋亭下八十数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眉雪水，吾饮食沐浴皆取焉，何必归乡哉！”第二句：“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第三句：“闻范子丰新第园池，与此孰胜？所不知者，上无两税及助役钱耳。”

我们也正是通过这三句品察到苏轼三种不同的心境和况味：怀乡之愁，风月之闲，时政之忧。这篇文章以“闲”字挂题，但文中的三句话，无论哪一句，都不是一个“闲”字了得。

“家在西南，常作东南别”，苏轼的乡愁：故作洒脱的背后，是刻骨的无奈

苏轼的一生仕宦飘零，自从三十三岁第三次离开四川眉州后，就再也没有回过故乡。苏轼在多首诗词中表达了他对家乡的思念，但这种思念并没有显得悲悲戚戚，反而因其词风豪放，连乡愁也明快了许多。苏轼甚至运用了一种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来回避了内心对故乡的思念，而让自己的“不归乡”有了一种洒脱的理由。

比如在《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中苏轼借寓娘之口说出了著名的“此心安处是吾乡”。苏轼用“心安”来和“乡愁”做了一个对冲。他告诉人们既然一位柔弱女子都有勇气远离故乡，并在他乡安心生活，我苏轼有何不可。

苏轼《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

同样在《临皋闲题》中苏轼再一次使用了这种精神胜利法：虽然我身在临皋，远离故乡眉州眉山，但我用来沐浴饮食的长江水，多半是家乡峨眉山的雪水所化，我和故乡仍然一脉相连，我和故乡的人们仍然共饮一江水。苏轼借此拉近了他和故乡的距离，并成功说服自己不必归乡。这看似旷达洒脱，却恰恰反映了诗人彼时内心深处的愁苦和无奈。

实际上苏轼当时的人身自由是受到限制的，不仅不能签署公文，更不能擅自离开黄州，更不要说回到家乡了，他曾写过一首《临江仙·夜归临皋》，其中有一句“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当时的黄州太守听说后以为苏轼要逃跑，立马派人查看，看到苏轼还在，这才安心。

纪录片：《苏东坡》

苏轼以贬谪之身，更兼万里乡愁，有家不能回。他越是表现得满不在乎，内心深处的乡愁越是刻骨铭心。我们从这句话看到了诗人生命中的柔软之处，一种更为纠结和隐秘的乡愁。

“风月情怀”、“闲往闲来”，苏轼在风月之闲背后的儒者情怀

宋代哲学家邵雍的《自做真赞》如是说：“松桂操行，莺花文才。江山气度，风月情怀。借尔面貌，假尔形骸。弄丸馀暇，闲往闲来。”用其中的几句来形容苏轼倒颇为合适。苏轼的一生的确有一种“闲者”的从容，一种欣赏江山风月的闲情逸致，面对自然的风景，他能自得其乐，自得其趣。

如这篇《临皋闲题》中的“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闲适淡雅之中显示出几分清高脱俗。同样作于黄州时期的《记承天寺夜游》中“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也显示了在月色之下欣赏竹柏秀影的闲者之雅。

但是苏轼当真是个闲人吗？他在黄州时期写的《与藤达道书》中写道：“虽废弃，未忘国家虑也。”其实苏轼始终是一个儒者，始终未能做一个置身事外的闲人。南怀瑾曾经说：“佛为心，道为骨，儒为表。”但对于苏轼而言，刚好相反，虽然他的思想横跨儒佛道三家，但始终是“儒为骨，佛道为表”，精研佛与道让他具有了旷达洒脱的胸怀，在面对风云激荡的宦海浮沉时足以进退自如。

但在这背后他始终没有忘记儒者的本分，也因此始终未能彻底摆脱由此而带来的俗世困扰。他在《临江仙·夜归临皋》中发出的“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正是对这种困扰的深刻追问。同样，他在《行香子·述怀》中也写道：“何时归去，作个闲人。”

苏轼（剧照）

何时归去？说明他还不能归去，何时忘却营营，说明他还不能忘却。这就是真实的苏轼，旷达洒脱的外表下，其实有着难以排解的苦闷。他的所谓“闲”其实是在被贬谪之后的不得不“闲”，他的闲情雅致，于“佛”于“道”是一种超脱凡世的潇洒与旷达，于“儒”则是一种苦闷纠结中的自嘲自解。

“闲人”苏轼人闲心不闲，还是不忘担忧新法

《临皋闲题》的最后一句提到了“两税”和“助役钱”。这两个都属于王安石变法中的内容。两税即青苗法中的春秋两税，助役钱即为免于服役而支付的钱。苏轼对这些一直持反对态度，他认为春秋两税增加了百姓的负担，助役钱则使得原来不用负担差役的女户和不成年的丁户也得缴纳一定税钱，这属于与民争利。

当年苏轼正是因为写诗反对变法，在“乌台诗案”中被贬黄州的。在来到黄州后，虽然他给神宗上书《到黄州谢表》，表示从今后闭门思过，不再胡言乱语，并意识到“醉里狂言醒可怕”。但实际上他没有就此不问朝政。一句“闻范子丰新第园池，与此孰胜？所不知者，上无两税及助役钱耳”，表面上是通过和范子丰比试房屋宅院来戏谑自嘲，但也含蓄地表达了对新法的不满和揶揄。

苏轼行书《到黄州谢表》

可见苏轼并没有因为“乌台诗案”的获罪而畏惧，而是在内心始终坚持着他的新法的批评和反对。他虽然身处江湖之远，但仍然关注着庙堂之上的时局。这既是性格使然，也是良知所系。但妙就妙在这种对时政的讽喻以“闲题”的形式写出。可见闲笔之处，最是不闲。

结语：

林语堂先生在《苏东坡传》中说苏轼“像清风一样过完了自己的一生”，但同时又说苏轼是“一个月夜徘徊者”。苏轼是复杂而丰富的，既有清风明月的畅达，也有凡夫俗子的纠结。《临皋闲题》就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和“大江东去浪淘尽”不一样的苏轼，看到了他的面对乡愁时的倔强和无奈，看到了他在风月之闲背后的儒者情怀，以及对新法的不满和被贬谪的不甘，而这一切都不是一个“闲”字了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