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之初，新中国的卷烟市场几大品牌一是“中华”，二是“飞马”。中华烟至今畅销，但名气渐淡的“飞马”很多人不知。

实际上，与中华香烟并列驰名的“飞马”，其产品的生产及品牌的创立都要早于“中华”好些年。而且，最初的“飞马”香烟居然是为军饷奇缺的军队而生，它的身世还是一段极不寻常的趣味话题。

一、皖南事变前夕，蒋政府停发军饷

“西安事变”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开赴抗日前线的中国工农红军被改编为八路军。

只不过，为限制中共军队的发展，蒋政府对八路军仅按三个师4万多人的编制发放军饷、战务费及部分食品。为了抵消物价上涨带来的货币贬值，蒋政府发放八路军的军饷每年适度增加，但总数从未超过75万元。

事实上，蒋政府承认中共并为其军队发放军饷，一开始就是权宜之计。蒋本人表面喊联共抗日，骨子里却是对日妥协、全力“剿共”。

而我军也在统一战线基础上，放手扩编，由蒋政府“批准”的12个团跃升了十倍。

直到1940年“百团大战”爆发，我军实力暴露于外，蒋政府借机暂停八路军的供应。至“皖南事变”前后，蒋政府陆续停发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饷。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军部重新组建，十万部队火速整编。但刚搭建的新四军遇到的最大困难不是打仗，而是没钱。

和八路军稍有不同的是，打散重建的新四军是“零家底”：没衣、没油、没菜。战士们饿得迈不开腿、端不起枪，当时向百姓们借了几百担大米才算挨了些时日。

二、搞自救，全军将士各显其能

蒋政府掐断军饷为的是掐住我军的脖子，日、伪、顽反动势力也对我党我军实行更加严厉的经济封锁。

为应对严峻局面，1940年起，我军各部队纷纷开展生产自救。

八路军总司令、副总司令更是强调要“拿起枪是子弟兵，放下枪是老百姓”。各部队在战余时间开荒种地，毛、朱等领导人基本脱离部队供给，于百忙中开垦一小块菜地，解决了自己和警卫的吃菜问题。

当年爱国侨领陈嘉庚为资助国内抗日回国考察，毛主席在延安窑洞前的小院子设宴款待。

旧报纸铺设的旧方桌上，除去一道鸡汤是陕北老乡送的，其他几个粗瓷碗里盛着的茄子、豆角、南瓜等“硬菜”，就是毛主席自己菜园子里采摘的。

没了军饷也绝不做伸手乞丐，新四军的自救也各呈精彩。1942年开始，新四军各部队瞄准各自根据地的特色开荒种田、开办工厂，发展了一批经济实体。

扩大根据地，耕种开荒。新四军重建军部后，部队沿不同方向开展对敌斗争，先后在苏、淮、浙及鄂豫皖地区重新开辟根据地，建立民主政权。原先四万平方公里的华中抗日根据地，一举扩张了50%以上。

立足根据地，新四军将士与当地百姓建起了互助组，互帮互助自求生存。

在互助组织中，双方共享牲畜等生产工具和农业资源，携手开荒、耕种、抢种抢收，农余时间积极组织捕鱼、养鸭、喂猪、割苇、采藕，军民关系如鱼得水。

新四军不仅自己动手开荒种地，还在一些根据地大搞水利建设。高邮湖的西岸百里大圩、淮泗一带的淮堤、大柳巷堤、无为县的黄丝滩大堤等水利工程先后竣工，肆虐的水患终于被共产党的军队制服了。

办盐场、开商铺。驻扎苏北的新四军三师，首先盯住了食盐。

他们利用武力强行开放制盐禁令，老百姓因盐端上了饭碗；多余的食盐还运往根据地、卖到敌占区，换来急需的资金和物资。

如果说三师打的是食盐仗，那么新四军七师则在皖江根据地打起了政策仗和商户仗。

他们用当地特色农副产品引来外地客商，降低税收吸收稀缺物资的进入。

在多项政策的刺激下，七师根据地很快就客商云集、商铺林立，不仅富了百姓还为部队筹到了资金。

七师自己开办的大小商行遍地开花，不仅很方便地收购到棉布、机械、西药等军需品，甚至还能买到枪弹和火药！

三、为筹军饷，自产香烟

香烟从来是铁定军需。自打香烟问世，吸烟的人就不在少数。

战争年代，纪律严明的军队不仅不限制吸烟，甚至将香烟当作后勤保障的军需品。上至将军下至士兵，只要条件许可，香烟的保障一直有相应的要求。

那么，为何香烟在军队被作为军需品呢？

纵观世界军史，烟和酒都是军人的必耗品。

就像喝酒添豪气一样，吸烟也能在残酷的战争环境舒缓官兵的心理压力。

有数据表明，烟草在各国军队都有高于普通人群的普及度；战争时期，香烟的需求量在军队更会高出许多。

抗战时期的中国，开展自救的新四军就自己生产香烟，一为筹措军饷，二为满足官兵需求。这就不能不提到飞马牌香烟的诞生历史。

新四军生产香烟，就要提到胡弼亮。

这个名字，听起来肯定要比陈毅、粟裕、张云逸等名将低了很多知名度。

但在当时，就是这位新四军负责军需的商业奇才，创造了远近驰名的香烟牌子。这不仅解决了新四军急缺的军饷，还创造了敌占区商贩顶着枪林弹雨赶来抢购的烟草名牌。

出生江西的胡弼亮只读过私塾，算数方面却极有天赋。10岁那年，他自创的算数口诀，一万以内的算法几秒钟时间立马就能给出答案。

新四军被掐断经费来源后，能识字懂算术、还会精打细算的胡弼亮派上了用场。

他先是建议适当征税，但掐指一算，征税会加重农民的负担。淮南地区自然环境本来就不好，单靠征税的话，50个农民也养不活1个新四军。

然后是开荒种地，但也仅仅解决吃饭问题。接下来是开办工厂，一批染布厂、毛巾厂办起来了。就这样，二师不仅在新四军最早解决经费困难，甚至还略有结余支援兄弟部队。

官兵吸烟老大难。一天胡弼亮偶遇师长罗炳辉，两人聊起官兵吸烟难的话题。

部队官兵吸烟难一直是个老问题。一些有烟瘾的同志找不到烟抽，干脆找来废报纸卷了树叶、麻叶或白菜叶过把瘾。每次开完会，总有人满地寻找烟屁股“解馋”。

罗炳辉希望军需处给战士们解决香烟的供给困难，胡弼亮听了脑子一转，何不自己办个烟厂？

厂子办起来烟就不愁，这不仅解决官兵吸烟问题，产量上来就有的多余烟，卖了还能增加收入。

新四军军部很快批准了办烟厂的报告，顺带批了一些办厂经费。

陈毅军长痛快地表示，要是经费不够，他可以贡献两个月的薪水。当然，香烟的名字也给想好了，就叫飞马牌，取意革命事业蒸蒸日上。

有了启动资金，香烟名字也起好了，但是厂子在哪里？

新四军所在地原本没啥工业基础，商业条件更是落后，胡弼亮办烟厂一事就给拖了下来。直到新四军攻占天长县铜城镇，久拖不决的办烟厂这件事才有了转机。

铜城镇曾经是国统区，原先四周被鬼子封锁，城里人吸烟没了着落。一些聪明的当地商人便集资办了一家小烟厂，自产一种名叫“神龙牌”的香烟。这个消息可把胡弼亮乐坏了，立刻报告了军部。

自办烟厂。胡弼亮先是暗地里摸底，得知这座小烟厂经不住政府官员的吃拿卡要，快要倒闭了。

知道烟厂的困难，二师立刻派人保护烟厂不受侵扰，并提出对烟厂出资入股。烟厂老板一想，干脆让二师接管厂子，自己坐收分成何不快活！

胡弼亮又设法弄来卷烟机和印刷机，再请来两位师傅。

但是解决了老问题又出新问题。虽然有了生产设备，但光靠经验还不行，香烟壳图样需要设计、然后是刻板印刷，况且提升香烟品质还要解决烟草原料配方，杂七杂八的事儿让人伤了脑筋！

幸好《淮南日报》伸来援手，他们在香烟“飞马”的命名上获得灵感，很快拿出了设计图样，这就是我们后来在香烟壳上看到骏马振翅腾飞。

设计出来了，印刷问题也很快得到解决。

上海印钞厂一位印钞设计的工程师，愿意帮忙搞出烟标的套色制版。经过几番调试，飞马香烟的成品包装终于问世。

这下可不得了，寂静冷清的新四军烟厂沸腾了，沉睡的机器欢快鸣响，生产线上一片繁忙，香烟产量很快提升到日产600条的能力。

生产有了开门红，但提升香烟品质还需要好烟丝。大伙都知道安徽定远和凤阳出好烟叶，但鬼子封锁太严密，好烟叶光眼馋就是运不出来！

明里搞不到，那就暗地里弄！烟厂一面花钱收买伪军疏通渠道，又让锄奸队大力铲除伪军中的顽固分子。

一软一硬多处使劲，地下运输通道终于被打通，一批批优质烟草被运回烟厂，飞马香烟自此打响了名气。

通畅销路。飞马牌香烟不仅热销各处根据地，名声更是远播敌占区。为掐断新四军的香烟销路，鬼子将飞马香烟列为禁售品，一经查到格杀勿论！

尽管这样，一些聪明的商人不死心，跟鬼子玩起偷梁换柱的把戏。

上海、南京、杭州的一些商贩甘冒枪林弹雨风险来到解放区，将到手的飞马香烟更换包装，印刷上轻易看不懂的英文，瞒天过海运往敌占区。

自古商人无利不起早，费这么大周折还是因为飞马香烟好卖。吸烟者心里明白，“飞马”烟纸、烟丝的色、香都不输给洋烟，低廉的一手价换来市场上的高利润，冒点儿风险也值得。

敌占区售卖飞马香烟更有不少趣话。一些商人遇到客户，会眨巴眼睛给个提醒：您看好喽，这可是“四爷”的产品！聪明的客户立刻会意，“四爷”不就新四军嘛。不大的功夫，一条条“四爷”便转手卖了出去。

新四军烟厂销量大增，便很快增加了生产线，有时候一个夜晚就能生产香烟两三千条，即便如此，飞马香烟还是供不应求，各地求货的商人挤在烟厂门前排起了长队。

四、香烟名气换来武器和情报

当初谁也不曾想，原本只为筹措军饷的烟厂，居然会有这般红火的生意。

一时间，新四军二师成了远近闻名的“富爷”，不仅每月上交军部几十万法币军费，还支援了兄弟部队。

遇上旱涝的灾年，二师的烟厂还会捐款支援灾区，帮助穷苦老百姓。

生产香烟挣来了军饷，不再为钱发愁的新四军逐渐扩大了武器装备。而且，有名气“飞马”烟还被部队侦察兵用作贿物，直接参与了对敌斗争和换取情报。

一次，二师侦察兵赴敌后侦查敌情，结识了烟瘾很大的伪军队长。

为从他身上获取情报，侦查员借口自己的剧团演戏需要道具，提出用“飞马烟”跟伪军队长换几套军服。

一听是“飞马”香烟，喜形于色的伪军队长立马答应了下来。

这样下来，两条香烟不仅换取了伪军军服、两支崭新的手枪，更是从伪军队长口中套取了重要情报。

靠着“飞马”香烟，这位侦查员和伪军队长一来二去交了朋友。有一回，伪军队长向我军侦查员透出口风，说是一支伪军部队要去龙山抢粮。根据这次情报，设伏的新四军打了一场漂亮的歼灭战。

五、“军”转“民”

抗战胜利后，“飞马”烟厂随新四军军部搬迁到山东，在徐州、济南一带继续生产。

解放战争时期，烟厂生产线又被迫分批转移，稳定的生产转为游击状态。不久后，烟厂品牌增加，除去原先的“飞马”，“美人”和“牛郎织女”等品牌也先后问世。

几乎与此同时，烟厂部分职工随三野进入上海，“飞马”的制作工艺随之入沪。后来的上海卷烟厂，也陆续生产“飞马”牌香烟。

抗战时期的军产香烟，最初只为部队自救，却一直生存了七十多年，成就了后来与“中华”香烟齐名的驰名商标，见证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几个重要阶段，承载几个时代的记忆，“飞马”牌香烟，你真有无尽的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