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政权中罕有诛戮大臣的记载，这与它缺乏人才有关。

三国之中，魏、吴的权力斗争最为惨烈，“夷三族”的记载层出不穷。蜀汉的政治斗争，程度相对最轻，大抵集中在废黜流放，至多不过是赐死；除魏延之外，基本见不到“夷三族”的记载。

蜀汉这种“斗而不破”的博弈方式，固然值得称赞。但如果以人性而论，个体之间的差异其实不会很大，不存在泾渭分明的善与恶。

换言之，蜀汉从未发动过大规模的政治清洗，不能单纯用掌权者的个人好恶加以解释。

蜀汉之所以保持了相对平稳、温和的政治生态，其实与它的国力密切相关。蜀汉人才储备稀薄，因此并不具备内部清洗的条件。

本文想就蜀汉的政治环境，以及这种特殊政治生态的成因，进行探究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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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汉权臣的温和特性

相比于魏、吴两国频繁的政治清洗运动，蜀汉存在两点不同。其一是政治斗争的数量少，其二是权臣的斗争手段相对温和。

（1）诸葛亮

诸葛亮虽然权欲旺盛，但他对待政敌的手段却并不残暴。廖立、李严和来敏，仅被废黜流放；彭羕、刘封虽然被谗害致死，但并未祸及子孙。

对待政敌的家属，诸葛亮的态度也比较温和。

李严之子李丰虽然被解除兵权，但依然在丞相幕府挂职。

君（指李丰）以中郎参军居府，方之气类，犹为上家。--《诸葛亮集》

刘封之子刘林、孟达之子孟兴、郤揖之子郤正，也在蜀汉正常出仕，并没有因为父辈的政治污点而遭到更多迫害。

（刘）封子（刘）林为牙门将，咸熙元年内移河东。（孟）达子（孟）兴为议督军，是岁徙还扶风。--《魏略》

（郤）揖为将军孟达营都督，随达降魏，为中书令史……（郤正）弱冠能属文，入为秘书吏，转为令史。--《蜀书 郤正传》

（2）（3）蒋琬、费祎

蒋琬与费祎作为诸葛亮的继承者，萧规曹随，奉行“保境安民”的政治理念，因此合而论之。

蒋琬的胸襟比较广阔，他掌权之初，曾被杨敏攻讦为“作事愦愦，诚非及前人”。蒋琬对此并未打击报复，反而一笑置之，甚至主动替杨敏开脱。

督农杨敏曾毁（蒋）琬曰：“作事愦愦，诚非及前人。”或以白琬，主者请推治（杨）敏，（蒋）琬曰：“吾实不如前人（指诸葛亮），无可推也。”--《蜀书 蒋琬传》

蒋琬：吾实不如前人

对待政敌杨仪，蒋琬最初也仅是将其流放而已。由于杨仪在流放地依然“言语不节”，才被赐死。

十三年，废（杨）仪为民，徙汉嘉郡。仪至徙所，复上书诽谤，辞指激切，遂下郡收仪。仪自杀。--《蜀书 杨仪传》

费祎的心胸不及蒋琬，不过大抵而言，也具备一定的气量。

他对待同僚比较和气，对待降人也十分优厚，甚至因此被张嶷等人告诫。

军师魏延与长史杨仪相憎恶……（费）祎常入其坐间，谏喻分别。--《蜀书 费祎传》

（张）嶷初见费祎为大将军，恣性汎爱，待信新附太过，嶷书戒之。--《蜀书 张嶷传》

张嶷不幸一语成谶，费祎最终被降人郭修刺杀，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4）姜维

姜维与蒋琬、费祎不同，具备比较浓厚的武人色彩。他甚至“阴养死士，不修布衣之业”，是诸葛亮之后，蜀汉政权中权欲最盛的重臣。

（姜）维为人好立功名，阴养死士，不修布衣之业。--《傅子》

然而姜维对待政敌的方式，也谈不上残暴。

对待胡济、张翼等政见相左的同僚，姜维仅仅是斥责而已；在廖化等资历较高的宿将提出反对意见时，姜维也仅仅是置之不理。甚至在听闻阎宇准备代替自己的消息时，姜维也只是主动出屯避祸，没有采取进一步行动。

（张）翼曰：“可止矣，不宜复进，进或毁此大功。”（姜）维大怒。曰：“为蛇画足。”--《蜀书 张翼传》

景耀五年，姜维率众出狄道，廖化曰：“兵不戢，必自焚，伯约（姜维字伯约）之谓也。”--《汉晋春秋》

宦官黄皓等弄权于内，右大将军阎宇与皓协比，而（黄）皓阴欲废维树宇。（姜）维亦疑之。故自危惧，不复还成都。--《蜀书 姜维传》

对待黄皓这类地位较低的佞幸小人，姜维也只是向后主发了一通牢骚，便不再追究。实际凭借姜维的地位与手腕，想杀死黄皓易如反掌。

（姜）维恶黄皓恣擅，启后主欲杀之。后主曰：“皓趋走小臣耳，往董允切齿，吾常恨之，君何足介意！”（姜）维见（黄）皓枝附叶连，惧于失言，逊辞而出。--《华阳国志》

姜维恶黄皓恣擅，启后主欲杀之

诸葛亮、蒋琬、费祎、姜维四人，个性不同、能力相异，但通通具备了温和宽大的特点，这绝不能单纯用巧合或个人素质加以解释。

实际后主时代的许多政治事件，如果发生在魏国或吴国，绝对可以掀起政治海啸。孙权、孙峻、孙綝、司马懿杀戮群臣时，许多受害者的罪名，甚至达不到李严、廖立的程度。可见蜀汉权臣的“矫情忍性”，其实存在更深层次的原因。

这个原因，便是开篇提到的“蜀少人士”。

“蜀少人士”问题

东晋学者孙盛，曾提到过“蜀寡人才”的弊端。

孙盛认为，在北方籍籍无名的许慈、胡潜等鄙陋人物，到了蜀汉居然能被写进国史，这实在是因为人才过于匮乏的缘故。

（许）慈、（胡）潜更相克伐，谤讟忿争，形于声色；书籍有无，不相通借，时寻楚挞（指互殴），以相震攇。其矜己妒彼，乃至于此。--《蜀书 许慈传》

蜀少人士，故（许）慈、（胡）潜等并见载述。--孙盛

换言之，蜀少人士，其实是蜀汉权臣“矫情忍性，克制杀心”的根本原因。

理由显而易见。魏蜀吴三家的人才储备有天壤之别，曹魏能做的事情，蜀汉一次也做不了。

对曹魏而言，杀死曹爽、何晏、文钦、毕轨、李胜、李丰、王凌、夏侯玄、毌丘俭、诸葛诞等人，固然可惜，不过魏室家大业大，很快又能有新一批人才迅速补位。

如果蜀汉也像曹魏一般杀人，那仅需一次政治清洗便会导致朝廷崩溃。

钟会入蜀时（263-264），曾把姜维比喻为魏国的诸葛诞和夏侯玄，然而诸葛诞和夏侯玄，都是死于曹魏内部清洗的重臣。

（钟会）谓长史杜预曰：“以（姜）伯约比中土名士，（诸葛）公休、（夏侯）太初不能胜也。”--《蜀书 姜维传》

钟会将姜维比作夏侯玄、诸葛诞

在彼时的蜀汉政权中，姜维无疑属于柱国栋梁。但在曹魏方面看来，与姜维齐名的诸葛诞、夏侯玄等人，不过是可以被随时替换掉的高级人才而已。

天下十四州中，曹魏占据十州，东吴占据三州，蜀汉占据一州。辖区面积与人才数量，确实判若云渊。

今大魏奄有十州之地。--《魏书 杜恕传》

魏帝问曰：“吴王何等主也？”（赵）咨对曰：“……据三州虎视于天下，是其雄也。”--《吴书 吴主传》

巴蜀一州之众，分张守备，难以御天下之师。--《魏书 钟会传》

曹魏经历了高平陵之变与淮南三叛，依然实力坚挺；东吴在孙权晚年的血腥清洗后，便出现了人才枯竭的败象；至于蜀汉，自始至终，连一次政治清洗的条件都不具备，踏错一步，便会万劫不复。

因此，从诸葛亮到姜维，都主动或被动地奉行“和睦友善”的内部政策，在处理政敌的方式上尤其谨慎。除了杨仪自作主张夷灭魏延三族之外，蜀汉历史便再不见“夷三族”的记载。

（杨）仪遣马岱追斩之，致首于仪，仪起自踏之，曰：“庸奴！复能作恶不？”遂夷（魏）延三族。--《蜀书 魏延传》

实际不要说夷三族这种狠辣手段，蜀汉内部人才的匮乏程度，连废黜一个干吏都需要再三思量。

比如诸葛亮流放李严，却依然维持其子李丰的政治待遇，甚至还在梓潼郡给李严安排了“奴婢宾客百余人”，为其颐养天年。至于被废黜的来敏，在诸葛亮死后又重获启用。

今（李严）虽解任，形业失故，奴婢宾客百数十人。--《诸葛亮集》

（来）敏荆楚名族，东宫旧臣，特加优待，是故废而复起。--《蜀书 来敏传》

“蜀少人士”的原因

蜀汉人才匮乏的原因，大抵来自两方面。

其一是战乱局势的缓解，导致流寓人士回归故乡。其二是统治益州的荆楚豪族，对益州人士的压制贬抑。

（1）流寓人士的动向

丧乱之世，士人为了躲避兵祸，便开始大量迁移流徙。

冀州出现了“颍川集团”，扬州出现了“淮泗集团”，益州出现了“东州集团”，盖出于此。

但战乱局面缓解之后，流寓的士人便开始陆续返回故乡。

刘焉、刘璋的东州集团，因此逐渐瓦解；东吴的淮泗集团，在周瑜（扬州庐江）、鲁肃（徐州临淮）、吕蒙（豫州汝南）之后，也开始面临后继无人的窘状，不得不由吕范（豫州汝南）、吕岱（徐州广陵）、步骘（徐州临淮）等老将出面担纲。

至于甘宁（益州巴郡）、张昭（徐州彭城）、薛综（豫州沛国）等流寓人士的后代，干脆就著籍丹阳，成了“新扬州人”。

张闿，字敬绪，丹阳人，吴辅吴将军（张）昭之曾孙也。--《晋书 张闿传》

甘卓，字季思，丹阳人，秦丞相茂之后也。曾祖（甘）宁，为吴将。--《晋书 甘卓传》

薛兼，字令长，丹阳人也。祖（薛）综，仕吴为尚书仆射。--《晋书薛兼传》

在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下，不仅是旧有的流寓士人陆续北返，北方的新生代人才，也不会再迁徙南下，因此进一步减少了吴、蜀等地方政权的人才来源。

关羽败死时（219），留在荆州的僚属大量变节，“百无一还”。

荆州覆败，大臣失节，百无一还。--《孟达辞先主表》

荆州覆败，大臣失节，百无一还

糜芳（徐州东海）、士仁（幽州广阳）在东吴做了将军，潘濬（荆州武陵）入吴做了太常，郝普（荆州义阳）亦官至廷尉。

丧失荆州之后，蜀汉辖区急剧萎缩，外部环境进一步恶化。按诸葛亮所言，“益州险塞，保其岩阻”，实际是想进进不去，想出也出不来。

益州险塞，沃野千里……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则霸业可成。--《隆中对》

在此背景下，蜀汉所拥有的人才，仅剩下刘备带进川中的元从集团以及部分荆州豪强。这批士人耗尽之后，蜀汉便彻底陷入人才枯竭。

举例而言，关羽死后四十年，他的主簿廖化还在蜀汉担纲大将。人才的匮乏程度，已经到了闻者伤心、见者流泪的地步。

廖化字元俭，本名（廖）淳，襄阳人也。为前将军关羽主簿。--《蜀书 宗预传-附传》

时都护诸葛瞻初统朝事，廖化过（宗）预，欲与预共诣瞻许。预曰：“吾等年逾七十……”--《蜀书 宗预传》

如果不是诸葛亮未雨绸缪，提前从魏国招募了姜维，蜀汉政权的崩溃时间无疑会进一步提前。

（2）荆楚集团对益州士人的压制

蜀汉政权的统治阶层，是刘备的元从集团与荆州大姓构成的政治联合体，他们不仅垄断了机要位置，还内部通婚，进一步阻隔外来血液。

比如刘备之子娶张飞、马超之女，关羽之孙娶刘禅之女，诸葛亮、费祎之子亦尚公主等等。上述人物无一益州出身，均为外州士人。

（关兴）子（关）统嗣，尚公主。--《蜀书 关羽传》

（马）超女配安平王（刘）理。--《蜀书 马超传》

关于蜀汉内部的集团分立，我之前写过很多专题详细论述，本文便不再赘言。借用《华阳国志》的原文，即“豫州入蜀，荆楚人贵”。其主客分野，乃是显而易见的。

昔豫州（豫州牧刘备）入蜀，荆楚人贵；公孙述时，流民康济。--《华阳国志》

三国时代，北国与江东士人本就不屑仕于蜀汉，而蜀汉的统治集团又一味压制益州人士，使得人才匮乏问题进一步雪上加霜。

按《蜀书》记载，蜀汉后期的人才，基本都是宗预、廖化等宿将，以及刘备时代的元从后裔。

诸葛亮之子诸葛瞻，以卫将军身份录尚书事。张飞之子张绍出任侍中、张飞之孙张遵出任尚书。赵云之子赵广、赵统，一个典虎贲军，继续负责卫戍工作，相当于子承父业；另一个担任牙门将，阵前效力。黄忠绝嗣，马超宗族倾覆，因此不论。

注：上述人物，事见《蜀书 卷六》，文多不载。

至于蒋琬、费祎之子，也在蜀汉担任“将军”或“黄门侍郎”一类的显要职位。

（蒋琬）子（蒋）斌嗣，为绥武将军、汉城护军。--《蜀书 蒋琬传》

（费祎）子（费）承嗣，为黄门侍郎。--《蜀书 费祎传》

这种“任人唯亲”式的人才选拔，实际效果相当不理想。

蜀汉的人才基数本就有限，备选干部又被人为地集中在一个极其狭隘的范围，最终导致了惨烈的恶果。

蜀景耀六年（263），魏军伐蜀。赵广（赵云子）随姜维据敌，临阵见杀；诸葛瞻（诸葛亮子）率领张遵（张飞孙）、黄崇（黄权子）等人迎战邓艾，全军败殁；蜀汉灭亡。

（张）苞子（张）遵为尚书，随诸葛瞻与绵竹，与邓艾战，死。--《蜀书 张飞传》

（赵云）次子（赵）广，牙门将，随姜维沓中，临陈战死。--《蜀书 赵云传》

（黄）权留蜀子（黄）崇，为尚书郎，随卫将军诸葛瞻拒邓艾……临陈见杀。--《蜀书 黄权传》

诸葛瞻战死绵竹

讽刺的是，攻灭蜀汉的邓艾，不过是放牛娃出身罢了。

（邓艾）少孤，太祖破荆州，徙汝南，为农民养犊。--《魏书 邓艾传》

可见选拔人才，既不能举贤避亲，又不能一味地任人唯亲。蜀汉的灭亡，足为后世之戒。

小结

刘备入川之初，人才济济。关羽、张飞“万人之敌”，赵云、黄忠“强挚壮猛”，马超“阻戎负勇”，诸葛亮“英霸之器”，兼有魏延、霍峻、马良、向朗等人并作爪牙，确实是一派中兴气象。

不过随着这批老人陆续谢幕，蜀汉也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人才凋零的窘迫局面。诸葛亮摄政时（223-234）已经充分意识到这点，因此他对待政敌的宽大处理，既掺杂了个人情感，也是时势所迫。

诸葛亮死后，蒋琬、费祎奉行保境自守的策略，没有主动挑起对魏战争（曾有过防御反击战），因此人才匮乏的问题，此时并未彻底暴露。

姜维掌权后，“九伐中原”，屡战屡败，在大量的军事失利中，刘禅君臣终于认识到魏蜀之间的巨大鸿沟——魏国可以陆续派出郭淮、陈泰、王经、邓艾、司马望镇守边陲；蜀汉却唯有姜维一人可用。

至于诸葛瞻为代表的勋戚子弟，虽然忠勇可嘉，奈何实力不济，确实难堪大用。

在此背景下，蜀汉内部的官僚集团必须高度团结，才能维持政权的生存。因此自诸葛亮至姜维，始终奉行“和睦友善”的对内方针，不仅不敢发动政治清洗，连处理黄皓这类阉竖小臣，都显得尤为谨慎。

不过反过来说，蜀汉的人才匮乏，一方面在于地狭民贫，另一方面也离不开荆楚集团对益州士人的打压。

诸葛亮北伐期间，曾大力开展统战工作，广泛擢拔益州出身的军政人才（见《蜀书十三》）。可惜武侯死后，人亡政息，益州人士的仕宦前景又再度陷入沉寂。

从某种角度上看，蜀汉的灭亡，一方面是国力差距问题，另一方面也是出于自身的保守色彩，可谓咎由自取。非徒天意，亦是人祸。惜哉！

我是胖咪，头条号历史原创作者。漫谈历史趣闻，专注三国史。从史海沉钩中的蛛丝马迹、吉光片羽，来剖析展开背后隐藏的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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