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腔 ▻▻▻

《悬崖之上》《兰心大戏院》，第五代、第六代的带头大哥都在这一年推出了自己的特工片。

而《叛逆者》则是国产剧里的大热门。

特工题材，在今天是中国影视圈里一个难得的法外之地，能够合理合法地拍出那些极度的血腥、残忍和情色。

而且，其中还蕴藏着“细思极恐”的某些东西。

——枪稿主编 徐元

隔离随想：特工的软肋与不服从

文/杨殳

作者简介：杨殳[shū]，作家。一个神经衰弱的大叔，看书，看片，吃药丸，三位一体。最大的爱好是收集古今中外药物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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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月，突然接到通知，居家隔离。

开门放垃圾，就琢磨走出多少算违反规定。想悄悄下楼取快递，为大逆不道的念头而发凉，万一有事呢？冷汗出完，把一切如果抛诸脑后，吃饭，看书，睡觉，在狭小的空间里，过具体的日子——听话便心安。

乱翻书读到阿城几篇旧文。文章说中国人有世俗精神，注重现世悲欢离合，切实地活着，过日子。因此中国电影自有其世俗性格，比如1930年代的《神女》、1940年代的《太太万岁》、1950年代的《我这一辈子》。往近，80年代有《顽主》：不但讲“俗”，且以俗解构主流规定的雅；90年代有《过年》，东北一大家子鸡毛蒜皮，家长里短，最终大闹一场，说的还是“过日子”。

《过年》（1991）由黄健中执导，赵丽蓉、葛优、梁天、李保田、六小龄童等主演

至于以上两组例子中间的那几个十年，不必说。

用阿城的话讲，那些年“自为的世俗生活有何角落得以自处”？俗世的日常置于组织统领之下，有形地遭到挤压和渗透，私生活少了余地。

中国人的世俗，围绕家庭，生活的重心在婚姻和亲子。家人之间，有情无情，都绕不开。乱世尤其显得出这一点，国破山河尚在，家破人亡就全完了。于是想到这一年上映（播出）的几部民国特工戏，《悬崖之上》、《兰心大剧院》、《叛逆者》，以及修复重映的经典《永不消逝的电波》，讲的都是三四十年代的乱世故事。

《永不消逝的电波》时间背景在1938年

人人渴求世俗安稳，投身救亡事业的特工更是。他们求而不得的、不得不牺牲掉的，也就是这份世俗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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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民国特工故事之所以动人，悬疑只是一层皮，可强可弱，内里则是人的内在紧张——从当事人视角理解，是“工作与生活”。如何讲述这种紧张，折射出的是理解历史的方式，以及当下体验。

1958年是全民组织生活的起点，阿城所说世俗生活无以自处之时。《永不消逝的电波》这一年上映，讲抗战时期的牺牲和奉献。女主角初做特工，要学穿旗袍、学打牌，住好房子用好家具。这样的生活她不喜欢，但“这是为了工作”，因此要去适应。

女主角不喜欢城里生活，但知道“这是为了工作”

按常理，更难适应的该是做假夫妻，完全经验之外的事。不过，这个适应过程电影跳过去了，大概只要信念坚定，就能扮演好家庭生活，同时抵御世俗诱惑，只在发电报时感受到“心流”的愉悦。这是那个时代情感和价值表达。

以信仰为基础，听从组织安排，然后再产生革命爱情，由组织批准结婚，这是那时候组织生活的真实写照，也是红色特工戏剧的经典模式。

《永不消逝的电波》中呈现了为理想全身心投入工作的愉悦

大量特工戏继承传统，口碑最好的大概是2009年的《潜伏》，既继承了《电波》的血脉，又在框架内做了很好的审美修正，办法就是加入诸多世俗情趣，补全了《电波》跳过的空白。

余则成和翠平从假夫妻到真夫妻，也是组织安排，但余原先在军统上班，过的本是的城里生活。因此这一层讲得非常从容。印象最深的是两人总吃饭，还有为了做足戏深夜摇床，生动。有了过日子的戏，渐进的感情也显得真。

今年的热播剧《叛逆者》，男女特工用另一种模式婚恋，先有感情纠葛，再有彼此理念认同，从对手变成战友，同志关系和婚恋关系统一。当然，他们的接触、发展和归宿仍需组织强介入，之所以圆满，在于林楠笙弃暗投明的叛逆，与爱人在信仰上殊途同归。

朱一龙主演《叛逆者》角色林楠笙

有个细节，可能是我想多，但说起来有点意思。《电波》里男主角有次把情报藏在一本《红楼梦》里。《红楼梦》是什么？传统世俗和诗意的集大成。我的过度理解很简单，这就是牺牲者的心愿：牺牲自己的日子，是为了更多人的日子。片子里有句台词，说天就要亮了。《悬崖之上》结尾也这么说，天亮了，就好了。

到《悬崖之上》里看，可以把这个牺牲看得很具体。严刑拷打不说，可以说一下迷幻针。打迷幻针是从生理上瓦解意志力，让人回到最凡夫俗子的状态。但一针下去，也没让张宪臣犯太多错误。他的错误在被捕之前已经犯过了——因为动了为人父的凡念而去冒险。

这个行为可能不符合一名老特工的类型特性，但符合人性。父亲因工作丢了孩子，又因想孩子差点暴露组织，这是世俗情感和信仰的正面冲突，里面包含了人物处境的拧巴（不过影片没展开表现）。要解决冲突，只有以超人的意志力弥补凡人犯下的错误，让个体与组织在牺牲中合二为一，这是主旋律逻辑。

老特工为了找孩子导致自己被捕

而到了《兰心大剧院》，打迷幻针是骨干情节，用来摧毁敌方特工的心防——同样也是从“爱”的软肋入手。这个故事讲的是催眠服从与自我意志。特工于堇身处无间地狱，但她的挣扎不涉及什么信仰。

娄烨几乎所有的故事都在讲人的世俗欲望。故事的中心语是人，而运动、战争和潮流是外力，纵使风云变幻恶浪滔天，展现的也是人的飘摇和无措。于堇尤其如此（还有《紫蝴蝶》里的丁慧），她身为棋子，又将人人做棋子，做着愿意和不愿意做的事，可以说是虚无的。

故事结尾于堇隐瞒情报，或许可以有两层理解，第一层是国族意识，她希望美国卷入战局，在小说原著《上海之死》里，这一点写得十分明确，于堇在香港接受过特工训练，因而对战争和民族有足够深刻的了解。第二层则是自我意识的反抗，一个棋子有选择的不服从。不管是否真的影响战局，隐瞒情报本身就是反抗，甚至隐含一种黑色幽默——大时代绑架我，我也可以给大时代出其不意的反击。

于堇最终选择抵抗自己的命运

让于堇为之牺牲的，是儿女情长——即“鸳鸯蝴蝶”式的，是正统革命文艺叙述中的落后派，属于庸俗、游戏，无关政治立场，只看大众市场。

在主流文学史中，“鸳鸯蝴蝶派”小说又叫“礼拜六小说”（正是电影的英文名和谭呐排的话剧名），是新文学贴给传统小说流派的嘲讽标签，更准确讲可以叫世情小说，讲的是人情世态、悲欢离合。于堇对于养父，更多是养育之恩，是传统人和人的世俗恩情，因此她选择隐瞒情报，就和她选择冒死救爱人一样，都是情感道德的事，没有更多违背组织信仰的负担。

换句话说，相比《悬崖之上》和《叛逆者》中的同行，于堇的服从和不服从，是“自为”的。

对于堇来说，和谭呐的感情才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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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着服从的话头说，可以换个角度看。

几个故事中的特工的都处在一种心理学的服从模式中，在某一时刻或某些时刻，内心道德、价值判断与权威指令发生了冲突——这里说的“权威”是个中性概念，任何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中都不可避免。

心理学讲，人的行为选择受到人格特质与来自社会、组织或他人权威压力的综合作用影响。两者冲突时，人需要进行心理调试，以免于崩溃和决裂的极端结果。

《电波》男主角是政委，他当然是绝对服从，不表现出任何冲突，也没有任何软肋。女主角则有轻微不适，在丈夫遭酷刑时流泪，经历了几秒动摇，但很快从丈夫眼神中找回信念。人物是严格遵照预设框架行动的。这让它更像一篇宣言或一曲赞歌，而非一部故事片。

《永不消逝的电波》男主表示一切听组织安排

《悬崖之上》也是赞歌，但旋律多了几重起伏，革命夫妻表现出了冲突爆发时比较真实的痛苦。《叛逆者》林楠笙对国民党的叛逆，则完整展现了冲突无法调和的决裂过程，先是内心动摇，然后表达异议，接着是遇挫失意和行动反抗。

以上几个都是合格的战士，最终都解决了冲突，将自己放心托付给了组织。透过组织权威规定的视角来解释所处的情境。

2014年《北平无战事》里，方孟敖与林楠笙有类似处境，不过这个故事探讨了更高级的问题：一个不需要服从具体指令的特工，如何默默成长且保持对权威的认同？

这就涉及到了权威的“正当性”。服从于正当权威，才能接受价值的重估。于是暴力、死亡是残酷血腥的，也可以是崇高的；抛家弃子是无情的，也可以是伟大的。也正因为这种内外统一的信念，他们才能对抗敌人用酷刑和诱惑设计的“不正当”权威情境。

《北平无战事》中刘烨饰演方孟敖

按照美国心理学家米尔格拉姆在服从心理研究中提出的观点，人类倾向接受正当权威解释自己的行为。

归因于权威，就等于自己无需负责，进入了一种“代理状态”，并认为自己对权威负有义务。这不仅仅是政治行为，更是日常行为，哪怕仅仅是两个普通人，也会在特殊情境中形成权威关系。比如现代社会中，最普遍的表现就是：按领导说的做（领导负责）。

与红色特工不同，《兰心大剧院》中，从属各派的特工首先是普通人，求生，求财，或求爱的俗心很重。他们都处在不稳定的“半代理状态”。过强的自我感知缺少坚定信仰予以抑制。他们没一个是理想的特工，因此最后生也好，死也罢，都落得空虚。

《兰心大剧院》中的莫之因首先也是个普通人

相信不少人做过这样的假设：换做自己，面对火烫的烙铁和灿灿的金条，会屈服投降吗？会是一个汉奸叛徒吗？

答案如何，没多少意义。这不过是过于简化的评判陷阱。一个具体的人，在具体的情境中，会做何种选择，只有事到临头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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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奸问题不接地气，换个更日常的假设：如果有人以科学实验的名义要求你去电击一只小狗，你会做吗？

你肯定和我一样，说绝对不会。这是我们当下的内在判断。

在1972年，有几名科学家做过一个实验，以科研的名义要求被试者电击小狗，他们会听到或看到小狗在嚎叫和奔跑（实验本身的伦理问题，另说）。结果是26个受试者中的20人都自始至终服从指令，将电击加到了最高级别。有人很痛苦，有人哭泣，有人犹疑，但都服从。

这个电击实验，是复制著名的米尔格拉姆电击服从实验。从1961年开始，米尔格拉姆陆续找不同身份、职业、性别和年龄的1000名受试者进行实验，得出的结论是：日常生活中负责且正直的普通人，被权威引诱到陷阱中，完全压制了自己的感知，不加批判地接受主试（权威）对情境的定义，做出了可怕的行为。

同样，其他社会心理的研究也显示，没有任何权威的同类人，也可能会对他人的行为产生影响。所谓服从，指的是一个人的行为，并不源于个体动机，而是源于社会登记更高位置者的动机体系。

(图注：米尔格拉姆服从试验，主试以科学实验名义，要求受试者扮演教师，给隔壁房间工作人员扮演的学生做单词测试，学生答错，即予以电击，犯错越多，电击强度越高（学生的痛苦是表演的，实际并未电击）。不同对照组实验中，多数受试者都将电压加到了最高。过程中，很多人提出质疑，表现紧张和焦虑。服从实验的方法很复杂，个案表现也不同，推荐阅读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米尔格拉姆《对权威的服从》一书。）

在接受理念输入和情境压力下，任何普通人都可能进入代理状态，把责任推给权威，服从命令做出普通的、日常的破坏行为。更糟糕的是，在过于繁复的现代组织中，我们可能服从于抽象的权威，在层级管理中“仅仅”奉命行事，自己却毫无感知。反之，不服从需要付出精神代价，乃至肉体代价。

从这个心理角度去解释故事里的汉奸或英雄，或许更能理解敢于牺牲的崇高所在，也更能共情软弱本是人之常情。

拍电影，讲故事，各有不同取舍和片面表达。但历史和现实中人和事，却是具体的，人具体，社会情境具体，紧张程度具体，行为结果复杂。与其忙着在事件发生时急急论断，不如以常理常情多一些体察，并反观一二，自己认同的“常理常情”究竟源于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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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离结束前两天，接到通知，让去卫生站再做一回核酸，没事儿的话就能解除隔离了。

工作人员太忙，不便安排上门做核酸，我十分理解。但一个问题摆在面前：仍在隔离中的人，如何既保持居家状态，同时又出门做核酸呢？这和我们掌握的物理知识有悖。

有过一闪念，心想要真有什么事儿，出去不就是行走的传染源？不过我们最终也没多问，就出门了。

因为这也是奉命行事，有明确指令为证，出什么事也怨不到我们头上。

如果换做其他事情呢？我会何时服从，何时反抗？真不知道。

编辑/徐元

排版/刻苦驴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