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2022年第1期（总第305期）

毛泽东的而立之年

·张家康·

五四运动前后，在西风东渐而来的各种主义之中，青年毛泽东经过一段时间的认真思索和比较，最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时年27岁。也是这一年，他创建了湖南共产党小组。次年7月，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时年28岁。时隔两年，他被中共三大选举为中央局委员兼秘书，成为当时的中共核心领导成员之一，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时当而立之年。

1923年，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建立革命统一战线

第二次到上海的时候

1936年10月，毛泽东在陕北保安接受美国记者斯诺的采访，在谈及怎样确立自己的政治信仰时说：“我第二次到上海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过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在我一生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陈独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又说，陈独秀“对我的影响也许比其他任何人的影响都大”。

他读了哪些马克思主义书籍呢？据他自己说，一是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二是卡尔·考茨基的《阶级斗争》，三是托马斯·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考茨基是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理论家、第二国际领导人之一。他还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重要人物，为马克思《资本论》第四卷的编者。柯卡普则是英国著名的社会主义者，主要代表著作是《社会主义史》。

《共产党宣言》给他的影响，自不待言。至于后两位作者的著作对他的影响，他在1941年9月的一次谈话中这样提及：“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的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

毛泽东所说的第二次上海之行，其实应该是第三次上海之行。第一次上海之行是1919年3月14日，为湘籍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送行，4月6日离开上海；第二次上海之行是同年12月中旬的一天，是为蔡和森一家赴法勤工俭学送行，因蔡的行程推迟，当日即离开上海去了北京；第三次上海之行是1920年5月5日，居住在哈同路民厚里29号，一直到7月初才离开上海回到长沙。

1919年，湖南第一师范湘潭学友会合影，二排左三为毛泽东

1920年2月19日，陈独秀结束了北大的教学生涯回到上海。3月，刚刚成立不久的第三国际（共产国际）派维经斯基等来到北京，经北大俄籍教授的介绍，认识了李大钊，并与李大钊等多次座谈，提及了建党的问题。李大钊介绍维经斯基等去上海会见陈独秀。4月，维经斯基与陈独秀在上海会见，陈独秀由此开始了建党的工作。5月，陈独秀继李大钊之后，在上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据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是年6月，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第二次到沪及在沪期间，同陈独秀讨论过组织湖南改造促进会的计划和自己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话”，给青年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影响。”陈独秀与毛泽东具体说了哪些话，并没有文字记录。但只要回顾一下陈独秀这段时期的言行，便可以知道陈独秀的那些话都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关于在中国组建一个像苏俄那样的无产阶级政党的言论。

毛泽东于7月回到长沙，被聘请为湖南一师附小主事（即校长）。不久，又被聘请为湖南一师的国文教员兼一个班级的班主任。他在此期间创办了文化书社，借助它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

1919年春，毛泽东和母亲文七妹、弟弟毛泽民(左二)、毛泽覃（左一）在长沙

1920年8月，陈独秀等在上海成立共产党发起组。长沙一开始就被陈独秀列入了建党计划，毛泽东是11月间收到陈独秀、李达的来信，即于当月在长沙与何叔衡、彭璜等创建了长沙的共产党组织。

1921年6月，毛泽东接到上海发起组的通知，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中共一大上，他给人的感觉是“老成持重，沉默寡言”。整个会议期间，他只发言了一次，讲的是长沙党的活动情况。李达回忆说，从发言的内容看，“长沙小组，宣传与工运都有了初步的成绩。看当时各地小组的情形，长沙的组织是比较统一和整齐的”。

1921年7月，毛泽东赴上海参加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走在工人队伍中间

1921年8月中旬，上海成立了劳动组合书记部。10月，长沙成立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毛泽东任主任。12月，他去安源煤矿考察，深入工人家庭，嘘寒问暖，下矿井工棚了解工人受剥削受压迫的苦难。他还派李立三在安源创办了工人补习学校，并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毛泽东除了指导了安源大罢工外，还领导了湖南其他地方的工人运动。

针对劳资纠纷增多、政府压迫加重、罢工屡遭破坏的情况，毛泽东认为“实有与各级行政官厅直接交涉之必要”。1922年12月11至13日，他以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总干事的身份，率领11个工会的代表分别会见了长沙县知事、省警察厅厅长、省政务厅厅长。13日，毛泽东等还去会见了省长赵恒惕，同他进行了直接的面对面的对话，提出针对性的10个问题，希望他予以答复和解决。经过毛泽东等一再努力和斗争，所谈问题基本得到允诺和解决。

油画《毛主席去安源》。画中描绘的是1921年秋毛泽东第一次前往安源时的情景：青年毛泽东身穿长袍，左手握拳，右手挟着纸伞，目光如炬，步履铿锵地走在山路上，身后山峦肃立，风雨欲来……

毛泽东在工人中享有很高的威信。1922年12月23日，北京《晨报》在一篇报道中说：“工人以毛之意见为从违，毛之所可，工人亦从而可之。”英国著名学者迪克·威尔逊在《毛泽东》中写道：“后来有人问赵督军（即赵恒惕），当时毛处于他控制之下，为何不加以杀害？赵回答，我没想到他会变得如此可怕。但赵督军并没有忘记毛，1923年4月，他发布了通缉令，逮捕毛。”

而立之年进入领导核心

1921年10月10日，中共湖南支部在长沙成立，28岁的毛泽东任书记，成员有何叔衡、易礼容。

中共中央局要求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5区，在年内至迟于明年7月前，发展党员30人，成立区执行委员会。毛泽东按照通知的要求，首先在安源路矿成立了党支部，随后又在湖南一师、湖南自修大学、衡阳湖南省立第三师范成立了党支部。1922年5月底，中共湘区委员会成立，毛泽东为书记，何叔衡、易礼容、李立三等为委员。此时，湘区已有30多名共产党员。

长沙市八一路538号清水塘畔，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旧址（资料图片）

1923年1月24日，在衡阳三师工作的张秋人收到毛泽东的一封信，信中用的是隐语：“甫先生在京大考在即，有好消息望告。”“甫先生”是指陈独秀，因其字仲甫，“大考”是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代称。陈独秀自在《新青年》发表毛泽东的《体育之研究》以来，就越来越赏识毛泽东的才干，喜欢这个年轻人身上所凸显的湖南人的性格。在筹备中共三大时，他想起了这个年轻人，决定调他来上海在中央机关工作，派李维汉回湖南接替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书记一职。

1923年4月，毛泽东向李维汉移交了湘区的工作。到上海不久，毛泽东就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先期来到广州，和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谭平山、蔡和森、陈潭秋、罗章龙等，为中共三大做筹备工作。1923年6月12至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恤孤院后街31号召开，毛泽东和朱少连作为湘区的代表出席了会议。陈独秀在报告中表扬了湖南的工作：“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

中共三大会址（原广州恤孤后街31号）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发言，提出了党应该重视农民的问题，这是大会的议题中所没有，在中共一大和二大也没有提及，经毛泽东的一再强调，引起与会者的注意。中共三大选举出9名正式委员、5名候补委员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为中央局（相当于后来的中央政治局）成员。陈独秀是中央局委员长，毛泽东为中央局秘书。根据会议通过的组织法：“秘书负本党内外文书及通信及开会记录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

毛泽东第一次进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时当“而立”之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