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医的故事（二）

ELLEMEN2015-08-05 03:21:00显示图片

编者按：

在大侦探福尔摩斯的眼里，生活是很枯燥的。“我的一生就是力求不要在平庸中虚度光阴。这些小小的案件让我遂了心愿。”他这样说，一不小心说出了古往今来，追逐悬疑推理小说、对“神探”数量和质量欲求不满的人们的心声。

然而在现实中，探案是一项系统工程，有着自己的知识系统，并不断容纳最新的科学。即便在法医这一个工种中，也已经是门派林立——传统意义上的公安现场法医、研究意识的精神病学专家、跟毒物玩猫捉老鼠的毒物学、又或者是最新的DNA检测，都被纳入其中。

这一周，我们试图管中窥豹，从法医这个词切入，带读者们窥探当代福尔摩斯们的秘密。期间，“提转组”公号将每天按时推送一篇文章。虽然以“仲夏夜福尔摩斯故事集”为名，但这些不是故事，而是真实。文中的每一次实验和推理，背后都关乎生死、爱恨、困境，以及命运。

EPISODE 2

法医精神病学专家蔡伟雄

采访、撰文：赵颖｜编辑：韦尔斯｜摄影：HOTST

法医精神病学鉴定的核心是人，具体说，是活人。出鉴定结果不是机器而是人，鉴定的方式不是测量而是谈话，鉴定对象也不是一具尸体或一段DNA，而是人类身体最神秘复杂的部分——大脑。关于脑的研究早已分离出诸多学术门派，却依然存在着不少说不清道不明。法律却容不得模棱两可的中间状态，就像法医精神病学鉴定专家蔡伟雄办公室的主色调，非黑即白，暗喻着一个是非分明的世界。

蔡伟雄所在的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研究所坐落在上海的苏州河边，它的前身是1932年成立的司法行政部法医研究所，这个80多年前成立的机构被公认为中国法医学的发源。在中国，法医不仅存在于公安系统，在司法、检查和大学中也存在，而司鉴所则代表着法医司法鉴定的最高水平，因此不仅向民众开放，也承担疑难刑事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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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初夏，山东临沂发生了“女版药家鑫”案。

山东医学高等专业学校的讲师张彦，在自家小区内开车撞倒一对陌生母女，随后脱光衣物，阻挠120急救人员施救，并将受伤的四岁女孩抱起，摔到地上，导致女孩死亡。

张彦曾经在学校教授精神病学，有一定的专业知识。从地面痕迹判断，从撞上被害人到汽车冲出院子，她没有踩过一次刹车。

临沂当地公安机关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将张彦拘留，并委托青岛精神卫生中心司法鉴定所对她做了精神鉴定，结果是急性短暂性精神病，无刑事责任能力。

这一鉴定结果在当地掀起了轩然大波，无论受害人家庭，还是当地百姓，都难以接受张彦将被释放的事实。

伪装，是公众对张彦的主要猜测。一个教过精神病学的老师，怎么会不知道如何装疯？于是，以蔡伟雄为首的法医精神病研究室接受了为张彦做二次鉴定的任务。关押中的张彦被送到位于上海光复西路1347号，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的一处检查室里，与鉴定专家见面。

“伪装是有可能的，”蔡伟雄曾经遇到一个北京小伙，他的邻居患有精神分裂症，通过对邻居的长期观察，觉得自己伪装得毫无破绽。“后来小伙子被送到精神病院，接受药物治疗。他一个正常人，吃完药就晕得下不了床了。”

但在张彦案上，蔡伟雄没有看到伪装，而是看到了“乱糟糟”三个字。私下里，他倾向用“乱”来形容精神病患者的状态，就像一块长满霉菌的糕点，里外都出了问题。

张彦在开车撞人之前，就已经出现了行为异常的现象。”她曾经报过一个心理学习培训班，这个班像传教一样，要求学员拼命地喊叫，达到放松心态的目的，甚至要女学员当着男学员的面脱光衣服，做到‘放得开’”。

在培训班上，张彦擅自进入男厕所，在学员们一起听音乐的时候突然脱光衣服。回家之后，张彦也时常出现喃喃自语的症状。

最后，蔡伟雄关于张彦的鉴定结果与第一次鉴定一致，无刑事责任能力。“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的发病时间较短，可以在一个月内好转恢复常态。”

而且，事发当日，张彦并无作案动机，“如果真是装疯，脱光衣服躺在地上就足够了，为什么还要对女孩造成二次伤害？并且是致死的。死人不死人，判决结果会截然不同，张彦的行为是无法用常理解释的。”

从广义上而言，法医精神鉴定主要有两个标准：一是当事人是否患有精神疾病，二是案发时，当事人对危害行为的辨认力和控制力是否受到精神疾病的影响。

蔡伟雄需要通过谈话与观察，以及对鉴定对象生活情况的了解，做出判断。“并不是说只要得了精神病，就可以逃脱罪责。”而张彦案，则属于典型的精神病杀人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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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伟雄读过一份调查报告，在所有职业中，医生是自杀率最高的职业，在医生中，以精神科医生的自杀率最高。

虽然法医与精神科医生的判断与思维方式皆有不同，而且法医无需介入病人的治疗过程，免去了当心理垃圾桶的责任。但是，以每年主鉴140到180起的频率地接触精神犯罪案件，也绝不是件轻松的活儿。

处理各种各样，甚至称得上千奇百怪的案子，做出以司法公正为核心的鉴定，良好的心理素质，丰富的精神病临床经验与法律知识，缺一不可。

除此之外，对精神与行为的好奇，或许构成了一个基础条件。

蔡伟雄在湖北咸宁的农村长大，小时候见过村里的“大仙”模仿死去的人说话，惟妙惟肖。“这些事情很神奇，能不能用医学来解释？”另外，在打麻将的时候，“懂心理学或者行为观察的话，可以通过对手行为举止、言谈等，发现其是否‘听牌’，爱出什么牌。”这大概是蔡伟雄最早对精神病学和心理学感兴趣的原因。

来到光复西路1347号之前，蔡伟雄读的是精神病专业博士，研究人受到精神刺激后，如何从应激反应发展为精神病症。他的导师杨德森是最早将行为医学引进到国内的学者。

如果不是看了一则电视新闻专题，毕业后，蔡伟雄很可能经导师介绍，去厦门一家精神病院当院长，那时，他已经积累了一定临床经验。

那则专题报道的，是和张彦案一样引起讨论的南通“5.28”亲姐妹硫酸毁容案。案中的姐姐王逸突然用硫酸泼向妹妹、外甥和母亲，造成三人“三级伤残”，其中外甥的伤情最重，面部深III度烧伤面积达60%。

王逸泼硫酸的行为看似毫无征兆，但在案发前，她已长期怀疑母亲要加害自己，父母要求她取出存款给妹妹买房，也让她难以接受。案发前20天，王逸只吃稀饭，每隔半小时测一次体温，觉得自己快要死了。

“这起案件在国内的影响之所以大，就是因为对姐姐的精神鉴定引起了许多争议，有的鉴定单位给出完全刑事责任能力，有的鉴定出来是无刑事责任能力。”

最后，国内顶尖的司法精神医学权威集中在一起，先后两次组成专家鉴定组，对王逸进行鉴定，认为她有抑郁性精神障碍，具有限定刑事责任能力。

限定刑事责任能力是介于完全刑事责任能力和无刑事责任能力之间的一种状态，因为当事人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控制能力的精神病人，可以减轻或从轻处罚。

这起案件的复杂性让蔡伟雄对法医精神鉴定产生了兴趣。他找同门师兄聊这个案子，知道上海的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也参与了鉴定，就萌生了去那里工作的念头。

“当时所里几乎都是法医专业的，没有精神病专业出身的，正好有用人需求。”为了补上法律知识，蔡伟雄又在学校的法医鉴定专业学习了半年。“现在，我们这里的入职要求是精神科主任医师以上职位，起码有五年临床工作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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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还没有仪器能够判断一个人患有何种精神疾病。感知、情感、智力、思维、意识活动、记忆……这些因素取代了脑电波图上的红线绿线，构筑出一个人的精神世界。而法医正是凭借对这些因素的观察与分析，做出判断。

2004年入行时，蔡伟雄已经三十岁多岁，恰好处于临床经验丰富，判断力强的年纪。

然而，第一次出差去外地做鉴定，他就遇到了令人揪心的案子。

案件发生在河南省南阳市。一个在石灰窑工作的工人，因为突然喷出的火焰受到惊吓，被鉴定为六级精神残疾，属于程度较轻的残疾。但工厂老板不服，要求重新鉴定。

当蔡伟雄和另外两名鉴定人到达南阳，这名工人又得了癌症，生活上没人照顾，无疑雪上加霜。“我们看到他独自躺在破旧的床上，非常窘迫，只有一个表姐来送点饭菜”。

工厂老板认为，喷火并不是偶然状况，正是这位表姐在第一次鉴定时做了小动作，工人才评上了六级残。

冬天的南阳市污染严重，地上厚厚一层灰尘和石灰，积灰达到踝关节以上。蔡伟雄穿着皮靴来到石灰窑现场取证，发现石灰窑的确时常喷火，但把工人吓到的火焰却有别于正常情况。

最后出鉴定时，蔡伟雄认为工人的确因为受惊吓得了精神病。“但是，因为惊吓产生的精神病属心因性疾病，不具备评残所要求的器质性损伤这一前提条件，达不到标准，所以工人的六级残还是被去掉了。”对这名工人来说，这依然是个打击。

“做这种重新鉴定，很容易产生同情心。”蔡伟雄说。有时候，是对受害者的同情，比如这位工人，遭受了无妄之灾，却因为评不了残而无处讨理。有时候，也会对嫌疑人产生同情。“有些案子可能迫于各方面的压力或者处理需要，即使鉴定出来是无刑事责任能力，法院也不采用你的鉴定书。”

入行时间久了，蔡伟雄也逐渐学会了如何开解自己和同事。“鉴定结果只是案件中的一个专家建议，是否采信，如何判决，还是司法机关说了算。工作时要有高度责任心，在老百姓看来，这里毕竟是一个为他们说话的地方，但也不要让自己负担多余的责任。”不得不说，这是一种相当成熟的心态。

不过，蔡伟雄也承认，这一行毕竟是和人接触，要说完全没有感情带入，也是不可能的。

2004年，蔡伟雄鉴定过一个让他至今难忘的案子。这也是一起杀人事件：一个患有抑郁症的女孩，总是猜疑男朋友不够爱自己，喜欢上别的女孩，决定在回老家的路上自杀。男朋友十几岁的弟弟和女孩关系很好，就要跟着去玩。女孩想：有个亲人陪着一起死也好。两人走到一个山沟沟的时候，女孩就拿出不少抗抑郁药，给弟弟吃了，自己也吃了。因为她本人耐药性强，没死成，反而是小男孩死了。

事发后，女孩很快被警察抓住，做了精神鉴定，结果是忧郁症的过他性自杀，无刑事责任能力。

男孩知道女孩是因为抑郁症杀人，就原谅了她。女孩出院后，两人结了婚。但是男孩的父母难以接受这段婚姻，就要求重新鉴定，案子被送到了蔡伟雄手上。

“我对这个案子的感觉是人间自有真情在，一般人知道身边有精神病人，甩都来不及甩，何况这个病人还杀了自己的亲弟弟。”

当时，关于抑郁症的扩大性自杀有两种观点，一种鉴定为无刑事责任能力，另一种是限定刑事责任能力。“英国曾经有个案子，一个抑郁症母亲杀了自己的五个子女，给的就是限定责任能力。”

蔡伟雄觉得给出无刑事责任能力的判断是没有问题的，便维持了之前的鉴定结果。“之后遇到抑郁症病人的案件，常常会想起这对夫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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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法医精神鉴定十余年，蔡伟雄经历了司法完善的过程，也更清楚地意识到目前司法的不足。

“以前只有省一级才有鉴定机构，现在地级市也有了，以前每个城市只有两三家鉴定结构，现在只要有三个符合要求的经理人，五十万注册资金，满足基本的开业条件，就可以开一个鉴定机构。我们越来越需要司法鉴定法的出台，鉴定机构开业的门槛放低，很可能带来混乱，比如只做有利于单方面的鉴定结果。”

其次，就是被鉴定为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去处问题。“在国外，基本都会强制治疗，而在国内，很可能因为精神病院的经费问题，关几年就放出去了。”

不久前，上海就发生了一起已出院精神病人犯罪案件。这个病人在安康医院强制医疗了七年，出院时貌似已经痊愈。没过多久，他和母亲去坐地铁去看父亲，还没坐完一站路，就因为莫名其妙觉得车上一个小伙子骂他，把人给捅了。

类似案件让蔡伟雄和同事们想做一个精神病人的预警系统。“通过上海的精神病防治网络系统，监控社区里的精神病患者，定期评估他的症状和危险性，一旦发现危险性升级，就要求病人住院。”

这个系统的目的是保护大众，但因为经费问题，想要实现还是比较困难。

此外，做了十余年的鉴定工作，蔡伟雄并没有太大变化，只是回家之后，话变少了，容易惹太太埋怨。“精神鉴定的要求是多听少说，即使对家常话题，反应也不会很快，这可能就是职业病吧。”

《ELLEMEN》对话蔡伟雄

Q：就你十余年的从业经验来看，需要精神鉴定的案件数量增多，是因为精神病患者人数在增多，还是因为精神鉴定技术在不断发展？

A：病人的确有变多的趋势，但案件增多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我们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在逐步理顺，对疑似精神病的案件启动鉴定多了；另一个是老百姓的法律意识也不断增强，涉及精神病人的案件也逐年增多；加之宣传力度变大，以前只知道胳膊、腿等受伤了可以评残，现在知道脑袋伤后出了问题也可以评残。

Q：在精神病人的案件分析中，是否也会用到犯罪心理学？

A：有。是否为精神病人作案，要看犯罪心理能否解释这个人的行为。大多数罪犯都是有动机的，要思考为什么要这么做，打算怎么做，事后如何处理。有些病人的头脑虽然很乱，还是有本能的需要，比如看到漂亮的女性会有强奸的想法，这时就可以用到犯罪心理学了。如果精神病人的犯罪行为很突兀，比如因为妄想而伤害别人，属于病理性的，受症状驱使的行为，犯罪心理学就难以解释这种行为了。

Q：法医精神鉴定的难点在于难以借助检测来判定，不像病理鉴定，可以验尸，甚至验骨头。精神鉴定是否存在模糊地带？

A：精神病分为十大类，除了器质性的精神障碍可以用CT辅助判断，其他病是难以通过检测手段判别的。法医精神病的判别方法有一套明确的模式，主要是看人的症状。每一种病都会对应其主要的症状群，比如抑郁症，这个症状群就包括心情差、精神差、食欲不振、失眠、社会活动减少、性欲降低等，仅仅心情差还算不上忧郁症。我们又有严格的诊断标准，比如在症状群里，病人的状况有四五个是符合症状标准的，加上患病时间和严重程度符合，基本就可以判别得了哪种病了。

Q：以前精神鉴定的结果通常是有刑事责任能力或无刑事责任能力，现在有了限定刑事责任能力，这是一个相对新的概念？

A：对，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国家刑事责任能力还只有“有”和“无”两种判定，后来才出现了限定刑事责任能力的中间状态。现在，我们还可以将限定刑事责任能力又细分成三种，一个是接近无责任能力，一个是接近完全责任能力，还有一个就是中间状态。三种状态的细分给法律量刑提供了更细致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