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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往今来，域外对中国的称谓甚多。然而，最为今天的中国人所熟悉者，莫过于英语中的China了。各种《英汉词典》里的解释基本都是：China，中国；而各种《汉英词典》里的解释大体都是：中国，China。

因为现在英语中的China指中国，而china指瓷器，于是坊间广泛流行的说法是，称呼中国的China，来源于称呼瓷器的china。

又如所周知，在旧时代的日文中，常称中国为支那。支那本为China的音译，但及至近代以至现代，中国人却十分厌恶日本使用支那称呼中国。

然则中国的China缘起瓷器的china吗？中国人并不反感英语中的China，那为什么厌恶作为China音译的日文中的支那呢？

1、瓷器果真是中国名称来源？

英文的china既作中国解（China），又作瓷器解（china），所以有人说古代中国瓷器流传西方，为欧洲等各国人民所欣赏与喜爱，故以瓷器代称中国。

能够集中反映瓷说的史料，如清末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翰林院编修徐琪所上《请广磁务以开利源折》:

查中国货物，以丝、茶为大宗。……然近来外洋所产丝、茶，亦颇精美，中国转有滞销之时。必筹其货物为外洋所罕而利益足以敌之者，始操胜算。顾中国丝、茶而外，其余百物，皆不及外洋之精，独磁器一门，外洋虽竭力仿造，皆不能及。盖出磁之土，西人名之曰高岭土。讲化学者，谓此土为火造化所成，近于热变石，贵重与矿金相等。

沿海斥卤之地无之，美洲全境不生此土，欧洲、日本虽有，而其制实出于中国。相传前明时，曾以景德镇磁工百二十人赐朝鲜，安置于松山，取土造磁，颇称精美。后日本人得之，磁业大兴。朝鲜之磁工有播越至吕宋者，西班牙人又得其指授，遂传之于泰西。

英法继兴，号称精绝。……然其质不能过薄，如脱胎之法，断学不到，且色虽白而少光，热过度而必裂，金彩虽丽。而绘画笔意，亦不及中国之入细，是以外洋富家，非藏有中国细磁者，不足夸耀宾客。……土之所出以磁为真质，陶土为磁盈天下，万国未有先于中国者。故印度以西，称中国曰支那，支那者，磁器之谓也。

夫以亚美利驾南北二洲之大，而独无此土，欧洲各国有之，而坚好又不如中国，良以出磁之地，非峻岳名峦灵气蟠郁，不能有此。而清淑之气，独在中原，此正化机鼓荡，蓄此瑰奇，以成我国家利赖之大原者。

很明显，这段史料中的“磁”就是“瓷”。连大臣上皇帝的奏折都这么说了，当然不会“有假”，况且，瓷器的china与中国的China，又确实是一个模子倒出来的，于是China来源于瓷器的说法，得以广泛流行。

其实这种看似有理有据的瓷说，真是“瞎说”。

按英语中的“瓷器”一词，本来写作porcelain,“中国瓷器”则拼成China porcelain或者porcelain of China。到了17世纪，英语中才有了chinaware这个指称“中国瓷器”的专用词。再到后来，表示物品、器皿的ware在口语中被省略，只用china也可以习惯性地代表“中国瓷器”。

再经过进一步的演变，在书面语及口语中，china又不再被视为“中国瓷器”的专用词，而是同时兼容了原来的porcelain，于是，英语中便出现了china和porcelain两个都可以解释为“瓷器”的单词。

据此，我们可以肯定，在西方是先有作为中国他称的China，然后才有作为瓷器他称的china，也就是说，瓷器的china来源于中国的China，中国的China是因，瓷器的china是果。打个粗俗的比方，有些西方人喜欢品尝北京烤鸭，于是在英语中，可以直接以Pekin也就是“北京”称呼“烤鸭”，我们总不能说“北京”来源于“烤鸭”吧！

当然，中国的China与瓷器的china只有首字母大、小写的区别，又客观反映了历史的真实一面：

首先，中国瓷器的出现时代最早，早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已经出现了原始青瓷，早在近2000年前的汉代已经烧制出了成熟的青瓷；其次，中国不仅确实盛产瓷器，而且发展至汉唐年间，中国瓷器已经流传国外，唐宋以降，中国输出商品更以瓷器为大宗；再次，中国瓷器的精美确实名闻天下，它薄如纸、润如玉、声如磬、明如镜，引得外国人惊叹不已。然则上述这些历史的真实，终于使得域外在以China称呼“中国”的同时，为了指明瓷器的主要来源地，或者为了表达一种特别的纪念，又以china称呼“瓷器”。

2、支那名称的来源

比较而言，17世纪中叶即已提出的秦国说，迄今为止，仍是证据最为充分、赞成者最多、在中外学术界最为流行的一种说法。

兹列举法国伯希和、英国贾儿斯、中国岑仲勉与张星烺诸家的观点如下，并稍作补充。

伯希和《交广印度两道考》之十《支那名称之起源》略言：

当公元前2世纪以前，中国与印度已由西南缅甸一道发生贸易关系，秦国之名由此达于印度，印度之支那梵名疑始于此。迨至前2世纪及前1世纪月氏侵入大夏之时，印度人又于西北得闻中国之名。此后，或在纪元初1世纪时，印度与越南半岛及南洋群岛贸易频繁，南海一带遂习用支那梵名之称。

诸航海者乃袭用此梵化之号，而且中国人也自承其国名曰支那，虽不再自称其国为秦国，然此名亦足唤起其种族与其国家之观念。由是观之，支那一名发源于最初秦国之说，在音韵及地理方面皆得其解，而与历史亦能相符，复由中国译人采用，故仅有此说为可取也。

据张星烺《“支那”名号考》的引述，贾儿斯指出：

古代印度、波斯及其他亚洲诸国所用之Sin、Chin等，源出秦国。今China末尾之a，为葡萄牙人所加；a者，国土之义。

岑仲勉《外语称中国的两个名词》以为：

非子封秦以后，秦国逐渐强大。“秦既当西道之冲，东周虽拥号天王，实同虚位，由是西方民族只知有秦，不知有周，此秦（Chin）之称所由起也。”而”Chin之传名于西方，或谓由南方马来人所传播。……余按上古之中西交通，北陆视南方海道为密。……春秋时期，秦犹困守函关，楚霸南服计四五百载，如我国名称系经马来人西播，于势应为楚而不应为秦”。

张星烺所撰《“支那”名号考》，则由秦国名称向外传布的过程，证明支那原音确为秦字的对转：

首先，秦建国于周平王时代，在公元前700余年。至秦穆公时，秦已强大。穆公即位于公元前659年，在位39年，为春秋五霸之一。秦穆公的势力圈，或竟达于今喀什噶尔、帕米尔高原；而即便秦的势力未及帕米尔高原，仅至安西敦煌附近，秦国威名由商贩播至印度、中亚细亚，又有何难！西方诸国记载支那之名，以印度《政论》（Arthasastra）为最早。

《政论》作者商那阎（Chanakya），别名考铁利亚（Kantiliya），是公元前320年至公元前315年间印度梅陀罗笈多王（King Candragupta）在位时的大臣；所著《政论》载有支那（Cina）之名，又记纪元前4世纪中国丝已贩至印度。然则《政论》的成书，已后于秦穆公约350年，如此，则秦之名传于印度，实为易事。

其次，秦之名可由四川境内的古巴蜀、云南境内的古滇越而至印度。盖《政论》著成以前，秦已并有巴蜀。而据《史记》、《汉书》的记载，中原、巴蜀、滇越、印度之间，自古即有兴盛的交通往来；印度商贾或即在滇越国与蜀贾交易，更转运邛竹杖、蜀布至大夏（Bactria）。秦国在先而甚长久，其名在商贾口中，已成习惯，不易改变。

再次，还是在秦穆公时，西北甘肃敦煌、祁连之间的月氏民族就臣属于秦，在秦国范围之内。公元前3世纪以后，月氏因受匈奴的打击而西徙，公元前165年抵龟兹国，后至伊犁河流域，击败乌孙而至热海；分为大、小两支（小月氏后与羌人混杂），大月氏败塞种，取喀什噶尔，过大宛，击大夏，公元前120年又灭希腊王朝及塞种沙头梅格斯（Soter Megas）王国，稍后又征服迦湿弥罗（Kashmir）及印度。

后来渐衰，5世纪时为嚈哒（即白匈奴）所灭。据研究，佛教即由月氏人输入中国。当月氏从甘肃西徙时，“以为中国皇帝仍秦之后裔”，西方康居国（Sogdia）等称中国为秦斯坦（Cynstn），必自月氏人得之；后世希腊人、罗马人之秦国（Thin）或秦尼国（Sinae），或为月氏人所报知，亦或为印度人所转达也。

另外，据《史记·大宛列传》及《汉书·匈奴传》、《汉书·西域传》的记载，西域人及匈奴人在汉武帝时仍或称中国人（汉人）为秦人，《汉书》唐颜师古注曰：“谓中国人为秦人，习故言也。”中亚细亚各地在汉初皆属匈奴，而自匈奴驱月氏后，由于匈奴的遮隔，春秋战国以来秦与西方极为繁盛的交通遂告断绝。

然则自此以后，即使汉武帝重开交通以后，中国西方和北方的边族或邻国往往就称中国人为秦人；由《法显传》还可以知道，秦人的称呼直到东晋时还在沿用。

3、东西方两个“大秦”

最后，张星烺言东西两“大秦”相对，也“诚历史上千古未有之趣事”。就东大秦言，唐释慧立《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二有“摩诃脂那国”，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五有“摩诃至那国”，《新唐书·天竺国传》有“摩诃震旦国”，此皆梵文Mahachinasthana之译音。

Maha大也，sthana犹言国境，故Mahachinasthana之全译，即大至那国、大秦国，所指即当时的中国，此为印度人对中国的尊称。在中国正史上也有大秦之名，初见于《后汉书·西域传》:“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又《魏书·大秦传》近同：“其人端正长大，衣服车旗，拟仪中国，故外域谓之大秦。”

此大秦，学者以为即罗马帝国（395年以后指东罗马帝国，又称拜占庭帝国）。盖印度人或受印度文明影响之人，既以东方的中国为大秦，又以“有类中国”、“拟仪中国”的西方罗马为大秦。

关于“大秦”，岑仲勉《外语称中国的两个名词》也尝论其起因云：

“然秦迤东尚有神州大陆，比秦大十数倍，西方之人，未必毫无闻知，当时列国分立，无所统一，彼于是依秦之称而混名曰‘大秦’（Machin），如我国之称大月氏及小月氏，大宛及小宛。……费杜西（Ferdusi）著《波斯王史诗》，虽为时颇后，其中固保有若干之上古传说，诗中常秦与大秦并提，非无因也。及夫海道大通，西亚人至广州者审其地为古‘大秦’之一部，故呼曰大秦，寝假或且成为广州专有之号，此又大秦用诸我国南方之转移的原因也。”

岑氏盖以为，梵文Mahachinasthana及其他拼法的Machin、Masin、Mahachina等大秦（也译作摩秦、马秦）、大支那，起源也甚早，乃至与Cina同时或稍晚。Ma者孕义（大也），chin者译音（秦也）。

秦的名称“Chin”很恰当地成为中国在西方文字中的名称“China”的来源。

综上，Cina、Chin、China、支那一系的诸称谓，来源于秦而代指各时期的中国，言之有理，持之有故，证据确凿，应可视作定论。

只是必须强调指出的是：Cina、Chin、China、支那起源的秦，是指先秦时的秦国，而非统一六国后的秦朝。当然，这个系列的称谓在域外之所以能够沿用下来，除了名称本身的延滞性外，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秦朝的统一。

秦朝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疆域辽阔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空前强大的统一国家，开创了中国历史的崭新局面。尽管秦朝享国不永，在短期内即行覆亡，但它毕竟为此后中国两千余年的历代皇朝奠定了胚基；而且其影响还超越了它本身的时空范围，深深地作用于整个世界历史——这又致使“秦”在域外，继续被视为中国大一统皇朝的代表，从而产生了China、支那一类的称谓，并且一直沿用至今。

4、为何中国人反感被称为“支那”？

当历史演进到近现代以来，日本人喜欢用支那称呼中国（起先依China读音为チヤイナ，后读シナ，即xina），而在中国人看来，“支那”一名的音义绝对不好，于是引发出中日之间一场充满火药味的国号之争。

本来，古代日本称中国为Morokoshi(モロコシ）、Kara(カラ），稍后一些又称Toh(タゥ），这都是日本人对汉字“唐”的读音；有时也称中国为汉土。

汉、唐的称呼，自然来源于中国具有代表性的国号。进入18世纪之后，日本开始称中国为支那或简称支国。

所以不称唐或汉土以及中国，而改称支那或支国，据说原因或理由很多：

一则，支那是印度梵文Cina的音译，汉译本来就可以作支那，古代日本又是佛教国家；二则，近代以来，日本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支那是西方语言China的音译，China又在西方沿用已久；三则，中国自古以来朝代多变，作为历史通称与地理名词来说，除了用支那称中国外，没有其他更加合适的名词可用，况且日本也有一带地方称“中国”，如果用“中国”这个名词，就容易混淆；四则，日本某些政要以为：“皇室之尊严，非但在国内当绝对保持，即在国外，亦无二致。今中国妄自尊大，僭称中华，而我亦以中华呼之。渎吾尊严，莫此为甚，亟应改称支那以正其名”，而迄至现代，某些日本学者还认为：“中国这个词的背景在于蔑视外国，把外国视为夷狄戎蛮，自高自大。……日本应予以拒否。”

考近现代的日本使用支那以称中国的时间，实藤惠秀在《对中国的称谓——中日关系史中的微妙问题》文中曾有形象的比喻：

18世纪初期播种，19世纪初期生根，19世纪中后期出土，19世纪末长叶，20世纪初中叶枝繁叶茂，20世纪中叶后叶落知秋，20世纪60年代后渐渐衰老以至死亡。而在上述250多年的时间里，1713年、1895年、1946年、1969年可以说是四个重要的年份。

1713年：新井白石所编世界地理书《采览异言》，根据China的读音，用片假名チイナ表示中国，并附以“支那”两个小号字，从此，日本地图上多改“汉土”为“支那”以表示中国；1895年：即中日甲午战争的次年，由于对中国战争的胜利，日本对中国的态度由敬畏转为轻蔑，对中国的称呼也普遍地由Morokoshi、Kara变成支那；1946年：同盟国中的中国代表团对二战的败者日本下达命令，不许再用支那称呼中国；1969年：该年出版的《角川国语辞典》支那的注解是“中国之旧称”。

至于中国人对日本使用支那以称中国的嫌恶感，萌生并普及于大正（1912年——1926年）时代，又随着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与凌辱而日益加强。

本来，按照唐宋学者的前述解释，支那并无什么贬义，甚至可以认为是个美名，故为中国帝王所乐闻。

而直到清末，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也不讨厌支那，他们宁可用支那而不愿用清国。留学生对日本人称他们为Chankoro(チヤンコロ，清国奴）大为反感，因为在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影响下，他们中的不少人认为，清国意味着异族统治中国，所以嫌恶清这个称号。

如1902年章太炎、冯自由等人曾在东京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1905年黄兴等人创办的杂志名为《二十世纪之支那》，梁启超也曾用笔名“支那少年”。在当时，支那（China）是否定“清国”的、具有革命意义的名词，又是追求文明应世者喜用的时髦的新名词。

但到日本大正时代及其以后，情况却发生了质的变化，亲有体验的实藤惠秀说：“民国时代的留日学生憎厌日本人开口支那、闭口支那的程度，已达到忍无可忍的地步。”如郭沫若感到日本人说支那人，“比欧洲人称犹太人还要下作”；夏衍觉得“真比针刺还难受”；郁达夫在其《自传》中回忆道：

支那或支那人的这一个名词，在东邻的日本民族，尤其是妙龄少女的口里被说出的时候，听取者的脑里心里，会起怎么样的一种被侮辱，绝望，悲愤，隐痛的混合作用，是没有到过日本的中国同胞，绝对地想象不出来的。

另外，中国政府方面对于“支那”称谓的态度也很明确。如1930年5月6日，中华民国中央政治会议作出决议：

中国政府中央政治会议鉴于日本政府及其人民以“支那”一词称呼中国，而日本政府致中国政府的正式公文，亦称中国为“大支那共和国”，认为“支那”一词意义极不明显，与现在之中国毫无关系，故敦促外交部须从速要求日本政府，今后称呼“中国”，英文须写National Republic of China，中文须写大中华民国。倘若日方公文使用“支那”之类的文字，中国外交部可断然拒绝接受。

由于这样态度强硬的严正决议，从1930年11月开始，日本政府的对华公文大多改“支那”、“支那国”、“支那共和国”等为“中华民国”。但在日本其他公私文件以及日本社会上，仍然普遍沿用着“支那”称谓。

为什么中国人、中华民国政府都深恶痛绝日本的“支那”称谓呢？甚至亲日的汪伪政权也不接受“支那”称谓？

“问题的症结在于日本人使用Shina这名词时带着的心理和态度”，即轻侮的心理、藐视的态度，使得支那“不知不觉地带上了使人讨厌的气味”，“引起中国人的愤怒和反感”。如郭沫若在其自传体小说《行路难》中，就提及日本人说“支”字的时候，“故意要把鼻头皱起来”，而说“那”字的时候，“要把鼻音拉作一个长顿”，这是典型的鄙睨神情。

当然在特有兴趣于文字的音形义、特别注重名称字号的中国人看来，“支那”也确实可以理解出许多不好的意思。

针对日本之顽固地称我为“支那”，中国也曾有人把日本Japan音译为“假扮”，以示针锋相对的讥讽。

“中国”与“日本”的国号之争，争吵到最后，竟然成了“支那”与“假扮”！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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