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全球科技创新的步伐正逐步加快。

这从各国研发投入上就能看出明显的趋势。根据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美国研发投入总额为6127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一；中国自2015年超越欧盟27国后，稳居全球第二，2019年为5148亿美元。在增速方面，除日本之外，世界主要经济体国家都呈上升趋势，其中中国增速明显，2019年同比增长10.8%。

据悉，这些科研经费主要集中于高精尖技术领域的研究，其中生物医药领域是重点投资板块，尤其是在近两年全球新冠疫情的笼罩下，各国对于生物医药创新，特别是疫苗的研发格外重视。

站在当下全球医疗创新的大环境下，我们不禁思考：到底要怎样才能最大程度地释放医疗行业的创新力呢？针对这一问题，动脉橙果局对全球十大医疗创新中心进行了深度剖析，希望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为我国医疗创新发展路径提供一些参考。

#01

美国：用法规针对性地解决每一个问题

毫无疑问，美国是当今全球医疗科技创新的“引领者”，但在1978年之前，美国基于生物科技的成果转化率只有5%，然而到了90年代初期，美国科研成果转化率迅速攀升至80%，在短短十年间就实现了从“小白”到“精英”的跨越。

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完善且执行力超强的科研成果转化法律体系。从80年代初起，美国出台了包括《史蒂文森-威德勒技术创新法》、《拜杜法案》和《小企业技术创新法》在内的20多部保障科研成果转化的法律法规。

其中，《拜杜法案》称誉为是“过去半个世纪美国颁布的最鼓舞人心的立法”，在1996年至2015年间，《拜杜法案》推动的许可活动为美国国内生产总值贡献了近5910亿美元。

这些快速出台的法律法规并非是“无头苍蝇”，它对科学家、科研机构、投资机构、企业和政府等所有成果转化的深度参与者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每个环节和程序都有严格的规定，小到商标的注册，大到政府基金资助等，都有详细的规范说明和法律依据。

除此之外，在至关重要的利益分配方面，这些法律法规也规划得相当明晰，每一个创新生态链的参与者，都能在不同的阶段得到应有的创新回报。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具象化且标准化的法律法规，美国科研成果转化的管线被一一打通，医疗创新的活力不断被激发并释放。

#02

日本：让转化机构真正成为科学家的“左右手”

在全球医疗产业这个版图上，日本绝对有话语权。根据2020年世界卫生组织发表的全球医疗评估报告显示，日本在统计的190多个国家中排名第一，并连续三年蝉联此桂冠。

能有这样的成就，和日本医疗注重创新有很大关系。亚洲首例心脏移植手术是日本的和田寿郎于1968年完成的；全球医疗器械硬件的尖端代表重粒子癌放疗设备，世界上只有日本三菱重工和德国西门子能够生产；诱导干细胞技术、绿色荧光蛋白、生物大分子质谱分析、抗体的遗传原理等重大发现均出自于日本科学家。

那么，日本在医疗创新上究竟做对了什么呢？首先，日本的医生和医疗器械研发机构拥有非常紧密的联系，并常常展开技术交流及互动，这在极大程度上激发了医生的创新力。

为了充分释放这些创新力，让更多成果落地，日本建立了“医药战略咨询制度系统”，主要是提供建议和指导；成立专项机构“AMED”，提供关于强化出口战略、知识产权战略等各类问题的咨询；放宽临床试验专用病床设施标准，增加临床试验数量。

除此之外，日本还设立了技术转移机构（TLO），这是高校与企业合作交流的媒介,主要的工作流程为：首先是评估高校的科研成果，然后进行专利申请，其次将专利转让给其他企业，最后再把企业支付的转让费分配给高校和科研人员。

TLO通过学术界与产业界的合作，将在成果转化过程中获得的收入，再用于高校科研的教学或进一步探索。

#03

以色列：政府为医疗创新“兜底”

从1948年建国开始，以色列就一直处于战火之中，但令人奇怪的是，以色列越打越富有。

这其中的原因有很多，但最关键的还是以色列抓住了“创新”这个“救命稻草”。以色列被誉为“硅谷的后花园”，发展至今，以色列已经拥有5000多家高科技企业，科技创新对GDP的贡献达到90%以上。

尤其在医疗器械领域，以色列创新指数非常之高。过去十年间，以色列平均每年新成立139家生命科学领域企业，其中主要以医疗器械企业为主；另外在产品上，2010至2018年间，以色列共上市了近600个创新医疗器械产品，诞生了诸如ReWalk外骨骼机器人、PillCam胶囊胃镜等划时代产品。

这与以色列政府对创新的理解与重视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1974年，以色列政府设立了“首席科学家办公室”（2016年改名“国家科技创新局”），其职责主要在于政策制定和资金投入。

1991年，以色列政府实施了“国家科技孵化器计划”，注重孵化早期阶段的科技创新企业，同时财政大力扶持，每年用于孵化器的预算约3000万美元。

2011年，以色列政府颁布了“天使法”，符合资格的投资者，如果投资本土的高科技企业，就能减去与投资额相同额度的税款。同时，对符合要求的科技公司，政府将资助1/2的研发经费，而针对创业公司，政府将资助2/3的经费。

除了税收优惠和经费资助外，科研项目还可以从以色列政府以很低的利息甚至无息贷款，最高可达申报额度的95%。更“人性化”的是，科研人员可以一直等到项目发展起来后再还给政府。如果项目失败了，这笔钱甚至可以不还，而还回来的贷款，政府也将用于资助更多的科研项目，以此形成产业的良性循环。

#04

英国：为创业大开方便之门

生物医药被称为英国经济“皇冠上的明珠”，每年盈利超过500亿英镑，产业规模在欧洲排名第一。

这离不开英国在创新上的巨大投入。首先在挖掘创新力上，英国提出了“Innovate UK计划”，其目的是为初创企业和中小企业提供资金、培训等服务。

除此之外，英国政府还对海外创新者提供支持，比如2013年9月实施的“天狼星计划”就是专门为支持海外创业者到英国创业而设。据悉，申请成功的创业团队会被派驻英国主要城市的五个创业加速中心，获得导师培训和帮助，每个团队成员会得到1.2万英镑的项目资金。

为了让这些创新项目得到成功孵化，英国政府为创业大开方便之门。据悉，在英国注册一家公司只需在网上填个表，缴纳20英镑网上注册费用，全过程最快15分钟搞定。同时，企业在英国几乎只涉及公司所得税，其税率仅19%，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初创企业的经济负担。

除此之外，某些类型的企业还可以向英国税务局申请减免税收政策，从而可以免去缴纳公司所得税，而且还有税务补贴政策。较为常见的方式是资本补贴，即创业者购买用于商业使用新的工厂设备，包括机器以及车辆等费用都可以申请资本补贴。如果是在校生创业，还可以申请大学孵化器以帮助减免赋税。

#05

德国：一个机构带动整个国家创新发展

德国是欧洲医疗创新产业的中心，仅从诺贝尔医学奖这个维度来看，先后就有16个德国人获此殊荣。除此之外，德国还诞生了多个全球医疗细分领域的“领头羊”，拜耳、西门子医疗、默克、勃林格殷格翰等品牌享誉全球。

但这些医疗技术创新的背后几乎都离不开一个机构，它就是弗劳恩霍夫协会。弗劳恩霍夫协会成立于1949年，是欧洲最大的应用科学研究机构，现设有81个独立研究机构，拥有超过29000名雇员，年预算多达20亿欧元（折合人民币143亿元）。

协会的核心在于其高效的人才培养制度和灵活的聘用模式。在人才培养上，弗劳恩霍夫协会旗下的研究所大多设在大学内部，而研究所的领导50%以上是合作高校中的教授，他们既熟悉学术动态，又了解产业界的技术需求。同时也能吸收学生参与项目研发，带领学生结合产业需求开展科研，培养大批熟悉产业技术的创新型人才，为科研创新培养后备军。

在人才聘用上，弗劳恩霍夫协会主要关注的是具有一定流动性的合同制员工。在协会的灵活机制下，他们会签订与项目周期一致的合同，一般为3-5年。合同到期后，员工一般会离职进入企业或者其他的项目组。在任职期间，也会要求科研人员常驻企业内部开发项目。这样就与企业建立了人才共享机制，保障了科研人员的培养和转移。

#06

法国：激励公职人员走出办公室创业

法国给人的感觉是浪漫且慵懒的，创新好像和他们没什么关系，但事实上，法国在近代科技史上有诸多突出贡献，引起化学革命的拉瓦锡、发现高强放射性元素的居里夫人均来自于法国。

直到现在，法国的整体科研水平仍居世界前列，这主要是因为在激励科研人员创业这一方面，法国有自己“独到的心得”。

在法国，科研人员创业的门槛并不高，他们可以在业余时间创办企业，公共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甚至可以保留公职来创办企业。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创新型企业除了可以享受税收优惠，国家还会提供资金支持。

如果不想自己创业，科研人员还可以以合作者的身份进入企业，并且在6年内仍然可以回到原单位工作。同时还对科研人员兼职的收入水平作了明确规定，科研人员进行创新的环境是十分宽松的。

除此之外，为推动科研成果转化的进程，法国还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包括《科学技术指导与规划法》、《资本市场规范法》和《创新与研究法》等，以此来消除阻碍科研成果走向市场的不利因素，让科研人员可以在更加宽松的环境下创业。

#07

瑞士：政府有所为，有所不为

瑞士人口仅800万，但就是这样一个欧洲小国，却培养出了28位诺贝尔奖得主，其科技创新实力有目共睹。

尤其在生物医药领域，瑞士可谓是“欧洲先锋”。根据数据显示，瑞士对生物技术产业的投资占了整个欧洲的40%，并且每年的研发支出约占国内生产总值2.7%，和全球领先的美国不相上下。除此之外，瑞士还拥有诺华和罗氏两大全球医药巨头。

这些成绩的取得并非偶然，与瑞士“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创新理念有很大关系。

“有所不为”是指瑞士坚持“由下自上”的原则和高度的自治，政府等公共部门不参与狭义层面上的创新或行业政策制定，由创新型企业自主发现科研成果的市场潜力并开发市场。

“有所为”是指瑞士政府通过国家科学基金会和创新促进局来为创新项目提供科研基金，支持基础科研和产业界之间的成果转化。

#08

智利：隐藏在拉美地区的“硅谷”

站在全球视野，智利的存在感实在不高，但他们对于医疗创新的热情却有目共睹。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0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智利凭借制度、基础设施和商业成熟度的优势在全球排名第四十四位，位列拉美国家之首。

这一切并非偶然。首先，为鼓励私人企业进行科技创新，智利政府颁布《科技研发法》为私企减免税收，该法律实施后，企业的科技创新成本最多可降低35％。

除此之外，一项名为“驱动智利”的战略计划为智利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据悉，该计划旨在通过优化创业环境、扶植创新文化、提供资金支持等措施，吸引世界各地的创业人才，集中打造拉美“硅谷”。值得一提的是，入选的项目大多为高科技创意产业，最高可获得90%的资金支持。

该计划自实施以来，已成功扶持了超过1000个初创企业，其中有1家估值10亿美元以上、4家估值1亿美元以上，以及数十家估值千万美元。这一创新模式成为拉美其他国家进行创新的样板。

#09

澳大利亚：“自身培养”和“海外引进”两不误

在澳大利亚现有的13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之中，有7位是医学教授，这其中就包括研发青霉素的弗罗里爵士和发现幽门螺杆菌的马歇尔教授。

这从侧面证明了澳大利亚在培养医疗领域高精尖人才的优势性。事实上，澳大利亚确实在这一环节做得很出色。从国内高校的培养机制来看，澳大利亚设立专门的信息通讯技术（ICT）项目和STEM项目，来提升教师的研究能力，同时邀请科学家和ICT专家进入课堂。其次是建立奖励机制来激励学生进入STEM领域学习，鼓励学生参与科学与数学领域的竞赛。

另外澳大利亚还注重海外人才的引入。澳大利亚利用现有的海外人才网络体系，积极寻找具备先进技能的人才并提供永久居留权，以此吸引更多的企业家和创新人才来助力本国的科技创新。

#10

南非：精准扶“贫”创新

南非是非洲的医疗中心，其基于医疗领域的研究发现对整个非洲的医疗体系都有着极大的作用力。因此在创新上，南非的目的性非常明确，只专注于那些长期影响非洲人民身体健康的疾病治疗，所以南非成立了南非艾滋疫苗研究所和南非疟疾研究所两大专项研究机构。

为了推动这些研究机构更好地创新，南非政府会针对性地配备管理者和协调人，管理人主要是大学或科学协会的相关人员，协调人则主要以具体机构的负责人为主。另外，南非政府每年将会这些研究机构项目进展情况进行评估，好的项目将会在两年一次的创新大会进行展示，以期重组相关研究力量。

除此之外，南非政府在科研成果转化上尤其关注中小企业和弱势群体。具体而言，南非通过Godisa企业孵化计划和信托基金来帮助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和商业孵化。Tshumisano信托基金来扶持黑人存在弱势的企业，SEDA 技术转移基金重点促进被边缘化的南非中小企业的成果转化。

#11

择善而从，我国医疗创新应该有自己的“个性”

当前，我国基于医疗创新的探索正在向更深层次迈入，但越往后走，越能发现问题，这些问题正极大地阻碍着我国医疗创新的进程。因此，我们需要去吸纳全球顶尖创新中心的成功经验，从而来重塑我们自身的创新体系，比如人才的培养、知识产权的保护、初创企业的成长等方面。

但我们又不能完全复制，而是需要结合自身的真实情况和当前的发展趋势，真正从创新过程之中的实际需求出发，针对性地提出解决方案，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医疗创新上走得更远。

在这条路上，没有人是旁观者，政府、企业、科研高校、投资机构和科学家都需要为此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