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 吴幼雄

一、缘起

番薯万历年间传入，于闽南生民功莫大焉。明朝中叶之后，由海外传入福建的主要农作物，有番薯、落花生、玉米和烟草。对福建乃至闽南民生影响最大，而又影响时间持续最久者，莫如番薯。

福建多丘陵，气候温热，沿海和岛屿土地贫瘠、干燥，多沙砾地，海风又大，不适种水稻。这种自然条件，番薯可以生长。据史载，明中叶以后，福建人口日蕃，稻米不足维生。万历十二至十三年（1584至1585年），番薯从海外传入，十数年中迅速扩播。万历二十二年至二十三年（1594至1595年），“温陵（泉州的别称）饥，他谷皆贵，唯薯独稔，乡民活于薯者十之七八。”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腐败清政府吃败仗，签订不平等《中日马关条约》，台湾割让日本。泉州地区素仰台湾米供给，一时为日本侵占，泉州出现粮荒。1937年，吴增《番薯杂咏》诗云：

米价日高可奈何，薯根咬得日能过。

台湾割去粟仓破，无汝人将饿死多。

并疏曰：“泉州四十年前，沿海各乡造船往台湾载米者不下六七百艘，号台湾为泉州粟仓。自改隶之后，米绝不到，泉诸航户皆失业，而亦时有米荒之患。踡然东望，不知何时复我外府？言之可为长太息矣！”②

吴增又咏番薯诗云：

从外府失台澎，米舶千艘不得行。

急备食粮薯最易，防他锁海有飞鲸。

又疏曰：“泉州每年所产稻米，仅支数月。若海疆有事，被人封锁，则食粮告绝。计唯有多种番薯，晒干蒸熟，积贮以备饥困。”③

1937至1945年的抗日战争期间，闽南沿海被日军封锁，晋江县城出现饥荒。民国政府又以“防止资敌”为名，沿晋江各渡头和通各县道路关隘设卡，严禁内地各县（德化、永春、安溪、南安）米粮入晋江县城。晋江县城内有市无米，全城百姓嗷嗷待哺。记得当时，我仅８岁，清晨一大早，喝完一大碗地瓜渣汤，随家人一起，背着草袋，扛着小锄头往北城门外弥陀岩山下奔去，在环山乡农民收获后的番薯田里，到处翻土寻找农民遗弃的残存番薯。因为到处翻土找残存番薯太盲目了，以后又学会找地瓜发芽出土处，挖下必有收获，但经发芽，地瓜养分少了，不好吃了。就这样，每一次多少有些成绩，少者两三斤，多者五、六斤。中午，回到家里，几个人的收获集中一起，煮熟一大锅，算是当天中午的大餐了。当时，尚不懂这是在渡饥荒，对这种生活不以为苦，还以为有趣。因为这些都是儿童时的经历，回忆起来，历历在目。

那时，晋江旧县城内多空旷地、荒地，经一段短短时间，都辟为种番薯的园地，菜市场上都卖番薯种苗，有竖藤、红磅、黄仔闷、新种花、芓薯，其中以竖藤白皮白肉番薯产量最高，含淀粉量最高，一般用作磨粉和切“薯科”；红磅番薯最甜，最宜熟食。新种花红皮黄肉，与红磅番薯类同；黄仔闷，肉松，芋薯肉紫有特殊香味。这些都是孩提时的记忆。

还有，我家的后宅空地，也种上番薯，在祖母的带领下，从松土、成畦、压苗（压进土里两节）、中耕、翻藤、施肥、挖薯（８月份，先挖出大的番薯，小的留住，让其再长，谓之挖薯，也叫偷薯）。有时还得摘叶，防止薯藤陡长不结薯块，薯叶还可以当菜吃。芋薯特别容易陡长，不结薯块，所以城里少种此品种。每年８月份，自种新番薯上餐桌，每日早餐吃薯渣糊（磨粉剩的薯渣），还带上几个煮熟小番薯，用草纸包好，放人书包，带到学校当点心。我的儿童时代，与番薯的关系如此密切，所以在谈及此外来物种话题时，就不能不讲几句。在历史上，当自然灾害和民族危机的国难当头，番薯庇佑了晋江人、闽南人，福建人，乃至江南人民，所以本文就更不能不多说几句了，这便是本文的缘起。

二、番薯海外传入诸说

番薯从海外传入闽南、福建有几种说法，本文按典籍著述时间顺序、传入途径分列于下，以便厘清与考证。

（一）明代典藉的记载

（１）徐光启《甘藷疏序》：

“岁戊申（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江以南无麦禾，欲以树艺佐其急，且备异日也。有言闽越之利甘藷者，客莆田徐生为予三致其种，种之生且蕃，略无异彼土，庶几哉桔腧淮弗为枳矣。”④

（２）明万历年间（1573至1620年），侍御苏公琰有《朱藷疏》云：

“万历甲申乙酉间（万历十二至十三年），漳、潮之交有岛曰南澳，温陵洋舶道之，携其种归晋江五都乡曰灵水，种之园斋，留叶供玩而已。至丁亥戊子（万历十五至十六年，1587至1588年），乃稍及旁乡，然亦置之硗确，视为异物。甲午乙未间（万历二十二至二十三年，1594至1595年），温陵饥，他谷皆贵，惟藷独稔，乡民活于藷者十之七八。由是名朱藷，以其皮色紫故曰朱，朱国姓也。闽音读藷为慈，盖颂藷之德而归赐于天子云。”

（３）明万历年间（万历四十年至四十八年，1612至1620年），何乔远《闽书·番薯颂》云：

从吕宋传入，“其初入吾闽时，值吾闽饥，得是而人足一岁。其种也，不与五谷争地，凡瘠卤沙岗，皆可以长。粪治之则加大，天雨根益奋满。即大旱不粪治，亦不失径寸围。泉人鬻之，斤不值一钱，二斤而可饱矣。”⑥

（４）明崇祯间（崇祯元年至十七年，1628至1644年）进士周亮工《闽小纪》卷下，蕃薯条云:

“万历中（万历元年至四十八年，1573至1620年），闽人得之外国瘠土砂砾之地，皆可以种。初种于漳郡，渐及泉州，渐及莆（田）。近则长乐、福清皆种之。

盖渡闲海而南，有吕宋国。国渡海而西，为西洋，多产金银、行银如中国行钱。西洋诸国金银，皆转载于此，以过商。故闽人多贾吕宋焉。

其国有朱薯，被野连山而是，不待种植，夷人率取食人。其茎叶蔓生，如瓜蒌、黄精、山芓之属，而润泽可食，或煮，或磨为粉。其根如山药、山芋。如蹲鸱者，其皮薄而朱，可去皮食，亦可熟食之。可熟食者，亦可生食，亦可酿为酒。生食如食葛，熟食色如蜜，其味如熟荸荠。器貯之有」蜜气，香闻室中。

夷人虽蔓生不訾省，然而不与中国人。中国人截取其蔓咫许，挟小盒中以来，于是入闽十余年矣。其蔓虽萎，剪插种之，下地数日即荣，故可挟而来。

其初入闽时，值闽饥，得是而人足一岁。其种也，不与五谷争地。凡瘠卤沙岡，皆可以长。粪治之，则加大。天雨根益奋满。即大旱不粪治，亦不失径寸围。

泉（州）人鬻之，斤不值一钱，二斤而可饱矣。于是耄耋、童孺、行道鬻乞之人，皆可以食。饥焉得充，多焉而不伤。下至鸡犬皆食之。”

（５）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惠安人黄士绅，被知县杨国章聘任，纂修惠安县志。黄氏对番薯受惠于惠安，有如下记述:

“吾惠地瘠，去岁大祲，米石两三四金，乃恃薯全活。人食薯自八九月，抵越年夏，不啻半年之用。其利能令谷贱，而又易生，无事粪多力勤。其入亩五六千斛，沃壤获倍，岂非天地间辟一佳种哉。

（６）万历四十年（1612年）黄风翔等编纂《泉州府志·物产》记云：

“番薯，种出岛夷，蔓多结根。一亩地有数十石之获，比土薯省力而获多，贫者赖以充腹。”⑨

综上所述，苏公琰《朱薯疏》记录番薯传入的路径是漳、潮之交的南沃岛→温陵（泉州）→晋江五都（灵水乡）。其功用是先为“苗叶供玩”；次为“视为异物；再次为”温陵饥，他谷皆贵…乡民活于薯者十之七八”；最后，由其颜色“故曰朱薯＂。记述具体完整。

何乔远《番薯颂》则记番薯自吕宋“其初入吾闽时，值吾闽饥，得是而人足一岁……泉人鬻之，斤不值一钱，二斤而可饱矣。”只记载价贱及功用。

周亮工记番薯“闽人得之外国，初种于漳郡，渐及泉州，渐及莆（田），近则长乐、福清皆种之”又云闽人多贾于吕宋，“其国有朱薯”，“中国人，截取其蔓咫许，挟小盒中以来，于是入闽十余年矣。”既载明番薯系吕宋传入，又记闽人携种入国方式，以及在闽的传播方向是由南而北。还记番薯的价贱“斤不值一钱，二斤可饱矣”，“饥焉得充”的功用。

黄士绅则重点记载番薯的功用是“人食薯自八九月，抵越年夏，不啻半年之用，其利能令谷贱”。

而徐光启《甘薯疏序》则记把闽种番薯引种淮北，亦能生长繁茂。

万历《泉州府志·番薯》则记：“番薯，种出岛夷……贫者赖以充腹。”

值得注意的，是明代载籍，只有周亮工《闽小记》、何乔远《闽书》和万历《泉州府志》记载，番薯“闽人得之外国”——吕宋和“种出岛夷。”

二）清代典籍的记载

（１）嘉庆《同安县志》收录明朝人郑得潇写《蕃薯序》，记同安产的番薯，是一位同安商人自吕宋国携苗而来。

（２）清《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记闽省农艺之福州物产番薯云:

“郡本无此种，自万历甲午（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荒后，都金学曾抚闽，从外番觅种归，教民种植，以当谷食…荒不为灾。”②

（３）乾隆时，长乐人陈世元著《金薯传习录》云：

“六世祖陈振龙，在吕宋经商，得薯苗及栽种之法以归。值闽中大旱，振龙子经纶，捐资买苗，呈诸福建巡抚金学曾发放民间试种，大有收获。自此以后，虽贫瘠的土地，亦遍行栽种。以薯苗来自来蕃国，故曰番薯。以教民种薯，从金学曾开始，故又曰金薯。”

朱维干先生又疏云：“1963年，福建省图书馆，油印一册《金薯传习录》，撰者长乐陈世元，清乾隆时人。”

（４）乾隆《泉州府志·物产》记云：

番薯，以得种番国故名，俗呼地瓜，有来自文来国者，名文来薯，形园，白肉黄而松，最美。有土薯，形似茄，皮有紫、白二色，肉白亦美。又有芋薯，似文来而皮红。鹦哥番，似文来而肉不松。过沟挖，形如土薯肉黄而多根。

明时，食者尚少，斤不过一钱耳。及今，其用较广于稻谷。泉地不给多贩载自他郡。贱时一斤一二钱，贵时或至四五钱。切而为干，藏以待乏者，犹比比也。”

（５）乾隆《晋江县志·物产》记云：

“番薯，以得种番国，故名，亦名地瓜。此物明季始入中国，何镜山先生开园地种之，为之序，并作颂。今大盛，功倍五谷。”

（６）清龚显曾《亦园脞牍·番薯》记云：

“蕃薯，明季来自日本。先到泉州，初甚贵重，作馈赠之物，稍稍延及各处种之。崇祯中（崇祯元年至十七年，1628－1644年），始鬻于市，今则京师洎各省均知种植，而吾泉州之充粮尤为蕃播。

万历间侍御苏公琰《朱薯疏》，其略曰：‘万历甲申乙酉间，漳、潮之交有岛曰南沃，温陵洋舶道之，携其种归晋江五都乡曰灵水。种之园斋，苗叶供玩而已。至丁亥戊子，乃稍及旁乡，然亦置之硗确，视为异物。甲午乙未间，温陵饥，他谷皆贵，唯薯独稔，乡民活于薯者十之七八，乃是名朱薯，以其皮色紫故曰朱。朱国姓也，闽音读薯为慈，盖颂薯之德而归赐于天子云。

按番薯入泉虽始自万历，然晋人《稽含南方草木状》，已有甘薯，特中土文人见之少者。珠崖本汉所置郡，《南方草木》不可谓非中国土产《草木状》云：‘甘薯，蓣之类也，实如拳，亦有大如瓯者，皮紫而肉白。珠崖之地，海中人皆不业耕稼，唯种甘薯。秋熟收之，蒸熟切如米粒，仓专貯之，以充粮糗。南人二毛者百无一二，唯海中人寿百余岁者，由不食五谷，唯食甘薯故尔。’按今番薯不称朱薯，或称地瓜者，北人谓之白薯。

何镜山先生云：‘蕃薯，万历中闽人得之外国，瘠土砂砾之区皆可以种，用以支岁，有益贫下。予尝作《蕃薯颂》，可以知其概也。按先生《蕃薯颂》手写本墨迹，向曾见于吾邑林氏家。

道光中（1821至1850年），何则贤等建先薯祠，祀巡抚金学曾，附祀长乐陈振龙及其子孙二人。”

综上所述，清代典籍嘉庆《同安县志》记载番薯来自吕宋；《古今图书集成 职方典》记番薯来自“外番”；陈世元《金薯传习录》记载番薯得之吕宋；乾隆《泉州府志·物产》和乾隆《晋江县志·物产》云，番薯得之“番国”，并特指文莱种最佳；龚显曾《亦园脞牍》则直指番薯“明季来自日本”。但他也不排斥引自其他番国之说，且文章还特引明代苏公琰和何乔远之说，而不加评论。此外，龚显曾又引《稽含南方草木状》记载，证实番薯出于“珠崖之地”，是中国土产。最后，还记录一则实事，即“道光中（1821至1850年）何则贤等建‘先薯祠’，祀巡抚金学曾，附祀长乐陈振龙及其子孙二人。”这显然是回应乾隆年间陈世元《金薯传习录》之说，但也不加评论，可谓客观记述，让后人去考证、评述、研究。

龚显曾（1841－1885年），晋江人，咸丰九年（1859年）举人。同治二年（1863年）考中进士，授翰林编修，官至詹事府赞事。多有文著遗世，文风严谨。

（三）近代典籍的记载

（１）孔庆莱等编《植物学大词典·甘藷条》云：

甘藷，旋花科，牵牛子属（亦作甘藷属），种类颇多。中央亚美利加原产，暖地栽培甚广。多年生，草本。茎细长，匍匐于地上……其块根多肉，味甘，供食用。又以酿酒作饴制淀粉，其嫩茎嫩叶，为蔬而食之。名见《本草纲目》，有朱薯、番藷之名，一名红薯（见《汲县志》）。日本名为萨摩藷、琉球藷，一名唐藷。

（２）吴增（1868－1945年）《番薯杂咏》，以番薯命题作诗一百九十七首逐层分咏，意亦多有寄托。章法整然，如作一篇古文，又如作一首长篇古体诗。自有番薯以来，未之有也。”该书的诗与疏，考证番薯传入诸说尤详，可以说搜括明、清和近代诸说，汇总于一册，逐层分咏，并提出自己的见解，十分珍贵。全册内容大概分番薯传入诸说；番薯功用；番薯选种、栽种、产品辨别、食法；与番薯有关的民俗等多个部分。本文仅摘录有关番薯传入诸说于下。

a、欧洲传入说（原产地中南美洲）

诗云:

物情研究莫能殚，中外皆知识别难。

英国诗人沙士比，初时也作药材看。

疏云：“薯初至欧洲，人误为补肾之药。英国诗人沙士比亚所乐府最有名，亦随俗误用。”

又诗云：

航海谁通南美洲，中间滋蔓到西欧。

海天我若乘风去，爱尔兰薯载一篝。

疏云：“近世译本谓南美洲中部，十五六世纪即有薯，后乃传入欧洲爱尔兰。薯在欧洲最有名。”

又诗云：

西班牙与葡萄牙，泛海争为探险家。

传播亚非两大陆，无多岁月近浮夸。

疏曰：“丁颖《杂粮学》，甘薯原产地为墨西哥或哥伦比亚地方。哥伦布自新大陆携返西班牙，是为欧洲有甘薯之始。其后西班牙人传之于摩洛哥及吕宋。葡萄牙人又传之于马来云。按新大陆之发现在明宏治五年（1492年），西班牙领菲律宾在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相距仅七十三年。”

b、日本传入说

诗云：

《藤中别本》说琉球，来自东洋一叶舟。

想是秦时求大药，徐君带汝出神洲。

c、交趾传入说

诗云：

薏苡传来换玉延，南征远寄马文渊。

越裳一去无消息，流落炎方路几千。

疏曰：“旧说粤省番薯来自交趾。《本草》曰：甘薯秦楚名玉延。”

又诗云：

移根交趾路漫漫，从此粤中食不难。

饮水有源香火久，至今人尚祀怀兰。

疏曰：“一说薯种本出于交趾。吴川林怀兰得其种以归，遍种于粤，因不患凶旱。电白县有林公祠，题曰：‘番薯林公庙’。传闻（晋江）灵水最先栽，泛海携从南沃来。今日此乡多种菜薯，花不及菜花开。”

d、南洋传入说

诗云：

科伦布得美洲栽，欧士尚疑是药材。

二十七年时未久，菲宾何得遽传来。

疏曰：“西班牙领菲律宾在西历一五六五年，即明嘉靖四十四年，陈振龙传吕宋薯在万历二十二年，即西历一千五百九十四年，距西班牙领菲不过二十七年

又诗云：

明时祠宇半邱墟，志牒难征付阙如。

晋水来时最初地，也应俎豆祠先薯。

疏曰：“道光中，何则贤等建先薯祠，祀巡抚金学曾，附祀长乐陈振龙及其子孙二人。晋邑为番薯初来地，何自明至今，未有建祠者？亦一缺典矣！”

又诗云：

占必流连遍处栽，薯生此地是凡才。

农村破产如能救，何苦纷纷到马来。

疏曰：“占必流连，系马特产薯，则不松不甜，实非佳品。”

又诗云：

暗将麻苧绞薯藤，变作粗条汲水绳。

偷渡重洋数千里，不知波折几多层。

疏曰：“徐玄扈《甘薯疏》：闽、广薯有二种。一名山薯，彼中故有之。名番薯，有人自海外得此种，海外人亦禁不令出境。此人取薯藤纹入汲水绳中，因得渡海分种移植。”

e、中原传入说

诗云：

甘薯种本始中原，说据《稽含》案可翻。

无奈人多轻薄汉，不言为汉喜言番。

疏曰：“晋《稽含南方草木状》云，甘薯、薯芋之类，实如拳，亦有大如瓯者，皮紫而肉白。珠崖之地，海中人皆不耕稼，唯种甘薯。按珠崖为汉所置郡，南方草木，不可谓非中国土产也。”

又诗云：

番薯我说本东洋，一到东洋又说唐。

毕竟我为先进国，东人之说较为长。

疏曰：“《植物学大辞典》：甘薯，日本名为萨摩薯、琉球薯，又一名唐薯。

综上所述，吴增《番薯杂咏》综合明、清和近代人对番薯研究的成果和记载，又加入近代西方历史、地理、商业、农业研究的成果，将番薯传入中国的研究推向更广阔的范围，即从日本、交趾、南洋，推向更广阔的欧洲，以至于原产地美洲中部和南部。番薯传入中国研究的视野更广了，科学性更强了，立足点更高了。这就不可辩驳地证明，世界文明发展的每一步，都离不开文化交流和商业往来，而这些交流都离不开海上商道—海上丝绸之路，番薯传人泉州、晋江、闽南、福建的历程就是明证。

值得注意的，是吴增在提到“交趾”说时，说“吴川林怀兰得其种以归……电白县有林公祠，题曰：‘番薯林公庙’。”吴增在提到“长乐”说时，又云：“道光中，何则贤筹建先薯祠，祀巡抚金学曾，附祀长乐陈振龙及其子孙二人。”可是，“晋邑为番薯初来地，何自明至今，未有建祠者？亦一缺典矣！”

这个感叹是十分深刻的。按中国人的传统文化要求，据《礼记》“凡有功于民者，则祀之”。传人番薯功莫大焉，晋邑为何无人建祠追念？或许携番薯入晋邑者为平头百姓，还是长乐人聪明，把功劳委之巡抚金学曾，故享“先薯祠”香火至今。这是民间信仰研究的范畴了。

（四）当代人对史籍取舍的差异

本文选取两个展览会提纲有关番薯传入福建的不同说法，既简明又能说明问题。一个是1980年全国古代农业科技展览；一个是1959年，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开馆时的陈列提纲有关番薯传入的处理和说法。

（１）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1959年开馆时陈列提纲，对番薯部分陈列说明表述如下：

“２、新农作物的传入通过对外交通，新的农作物的种苗，如番薯、玉蜀黍、落花生、烟草

等，都在明代先后传入泉州，并推广种植。这对于发展农业和丰富人民生活起了一定作用。

陈列品：

品名：番薯，番薯原产南美洲，明末传入（晋江）灵水。后推广种植。明末泉州年荒，绝大部分人民赖番薯维生。明朝番薯移植图：番薯初入我国，它是从福建而移植到江南、华北等地。”

注：1959年的泉州海外交通史陈列提纲是采用明代苏公琰《朱薯疏》说的，即番薯最早从南沃岛由温陵（泉州别称）洋舶商人带入晋江县安海灵水乡的。

（２）1980年9月，北京《中国古代农业科学技术成就展览》（资料汇编），在番薯部分陈列说明如下：

“七、甘薯由吕宋引入中国说明：明代万历年间，福建长乐县人陈振龙从菲律宾将甘薯引进福建，得到福建总督金学曾的大力支持，在全省推广，帮助农民渡过饥荒。后来陈振龙的后代又先后向江浙、山东、河南等地推广。现在，甘薯己是我国不少地区的主要粮食之一，总产量占世界第一位。

文照：《闽书》关于甘薯的引种记载。

书照：《金薯传习录》。

文照：明金明曾《海外新传七则》。

文照：“不需天泽，不冀人工，不争肥壤……（《闽书》）

文照：徐光启《甘薯疏序》。

粉画：金学曾参观陈振龙引种甘薯图。

图：明清甘薯引种地总图”

注：1980年，北京中国农业展览会的有关番薯传入部分，是依据清乾隆年间长乐人陈世元著《金薯传习录》和《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的“御史金学曾抚闽，从外番觅种归”，这是毫无疑问的。这里我想引用今人朱维干先生对此问题的精辟见解，这大大有益于我们辨识混沌的历史问题，或许可以说教导我们对待复杂历史记载的梳理方法。

他在《福建史稿·海外农艺新品种的传入第37页，注释⑤云：“按何乔远与金学曾为同时人。乔远所著《闽书》有《金学曾传》及《南产志》，都没有谈及陈经纶捐资买薯苗及金学曾下令遍种。作者不胜怀疑，《金薯传习录》，是出于陈世元的伪造事实，以吹嘘自己的家庭，恐不足信。”而且朱维干先生还在正文中云：“能使荒不为灾，所种的亩数一定不少，需要多量的薯苗，以农业落后的吕宋，岂能临时供给？何况帆船在闽南吕宋间航行，去要北风，夏天岂能南航，把薯苗及时载回来？所以说金学曾从外番觅薯种回来，殊有可疑。”

三、结束语

本文从外来农作物——番薯传人晋江、闽南、福建和番薯在明代、清代、近代起了抵御自然灾害和抵御外侮所起重要作用说起，又结合个人儿童时期经历过的抗日战争，如实记录当时番薯所起的渡荒功用。并以此为缘起，转入介绍番薯从海路传入诸说。

本文采集到的资料，均记录“番薯”传人是在明万历年间，薯的品种很多，中国也早有薯的种植，但“番薯”专指从外番传入的薯种，有别于中国原有的土薯。

黄凤翔等编万历《泉州府志》，成书于万历四十年（1612年），因此“物产”部有“番薯”条。而周瑛等编弘治《兴化府志》，成书于弘治十六年（1503年），故“山物考”只有“土薯”条。其品种与栽法，即今之“田薯”。°故“番薯”于万历年间传入说是可信的。前几年，有学者引用某人编某族谱，说“番薯”洪武年间传入晋江，此说曾引起学术界的一些议论。然从我们现在掌握的材料看，洪武说是不可能的。

本文介绍番薯传入晋江、闽南、福建传说，分明、清、近代三个时期。近代时期的载籍内容最丰富，它在明、清前人典籍基础上，又应用西方的航海学地理学、植物学等多学科知识，把番薯传播路线的视野大大扩大了，更具有科学性。概括起来，番薯传播路线是南美洲—欧洲—南洋（包括马来西亚、文莱、菲律宾）——占城——中国——日本。这条线路跨越大西洋——地中海红海—阿拉伯海—印度洋—马六甲海峡—太平洋西岸。这条线路，正是现在我们说的“海上丝绸”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与世界各国交通的主要通道之一，它繁荣了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它让中国了解世界，也让世界了解中国；它让中国得利，也让世界各国得利。番薯的传入，仅仅是这条“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一个小插曲；番薯的传入，大大丰富了中国人的食物链。通过它却可以管窥豹，证明“海上丝绸”之路对世界各国发展的极端重要。现在我们正在贯彻、执行“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回顾历史上农业新品种的引进，以及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不无现实意义。

本文最后，提出“当代人对史籍取舍的差异问题”。我引用了福建师范大学已故教授——朱维干对《金薯传习录》的质疑，目的是为了让广大史学工作者和研究者知道，历史研究除了需要积累大量史料为基础，更需要有正解的研究方法，和更加重要的史识，没有正确的史识，是做不了研究工作的。这当然不是本文题外之语，想借此机会提出而已，这便是所谓“典籍取舍的差异”问题。朱维干教授的史识和学识，为我们学习历史和传统文化，提供了多视角和更广阔的视域，令人尊敬和敬佩。

注释

①龚显曾《亦园脞牍》卷六，番薯。

②③吴增《蕃藷杂咏》，养和精舍诗钞，泉山书社印刷部印，民国二十六年二月。

④徐光启《徐光启集》，上册，《甘藷疏序》。中华书局出版，１９６３年

⑤苏公琰，万历癸丑（万历四十一年，１６１２年）进士，曾任监察御史，著有《经籍

。转引自龚显曾《亦因脞牍》卷６和朱维干《福建史稿》，下册，第十七章，第三节海外农艺新品种的传入。福建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３月版

⑥何乔远《闽书》卷１５０，《南产志》。

⑦周亮工《闵小纪》卷下，蕃薯。商务印书馆印刷，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又：周亮工，祥符人，字元亮。明崇祯（崇祯元年至十七年，１６２８年至１６４４年）进士，官至御史入清擢福建左布政使，官至户部侍郎。康熙初，再起为江安粮道。工于古文词，喜为诗。

⑧嘉庆《惠安县志》卷２１，名宦，杨国章。又见同书卷１３《物产志》。

⑨黄凤翔等编纂万历《泉州府志》卷３，《與地志》下，物产，番薯。

⑩嘉庆《同安县志》卷１４，《物产》。转引自朱维干《福建史稿》，第十七章，明代福建社会经济的发展，第三节海外农艺新品种的传入。

①清《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第１０４１卷，《福州府物产》。

②２③转引自朱维干《福建史稿》，第十七章，第三节，第３７页注⑤。

⑩④乾隆《泉州府志》卷１９，物产，番薯。

⑤乾隆《晋江县志》卷１，與地志，九，特产，薯之属。

⑩清龚显曾《亦园脞牍》卷６，蕃薯。

⑩孔庆莱等编《植物学大辞典》，第２８７页至２８８页，甘藷条。商物印书馆出版，民国七年二月初版。

⑩吴增《蕃薯杂咏·叶青眼序》，民国二十六年（１９３７年）二月，泉山书社印刷部印。

吴增（１８６８－１９４５年），字桂生，自号养和居士，南安丰州人，随父迁居泉州城内。光堵二十八年（１９０２年）中举人。光绪三十年中进士。宣统元年（１９０９年）点内阁中书，在京任职。因不满清政府腐败，辞官归里。后任花桥善举公所、开元慈儿院、温陵养老院董

倡导教育兴国，培养人材，历任多所中学校长和教员。擅长诗，有《泉俗激刺篇

卷、《蕃薯杂咏》１卷存世。生平著迷颇丰，然不自存稿，散失极多。１９４５年８月，临终感

慨留言：“我能活着看到抗日战争胜利，也就心满意足了。”

⑩⑨《泉州海外交通史陈列提纲》，泉州海外交通史馆筹委会编，１９５９年３月。

②《中国古代农业科学技术成就展览》，第１２１至１２２页。江西省科协、江西省历史博物馆编印，１９８０年９月，北京。

四朱维干《福建史稿》下册，第十七章，第三节海外农艺新品种的传入。福建教育出社出版，１９８６年３月

②周瑛、黄仲昭弘治《兴化府志》卷１３，户纪，山海物考，菜部记云：“薯，有数种，白者为胜。紫，次之。青黑为下。种法，开地深广二三尺，连底筑之。先布腐草肥烟等物，上布沙土。取薯切片分种之。苗生，用竹作援引之，其根入土得肥，其实最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