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让我心疼的案例

我从事心理健康领域工作十多年了，接诊过很多病人，常见的如焦虑抑郁，严重些的如双相障碍，也有相对少见的选择性缄默症、拔毛癖等。其中最小的才七岁，最大的有九十余岁了。

有一位至今我仍无法忘怀。曾经我为她的病况好转而兴奋，认为拯救了一个人，拯救了一个家庭。然而，她却是我最遗憾、最心疼的一个案例。

那是一位就读初中的女孩。当时我负责我所在辖区，生活在社区里的精神心理患者的服务工作。有一天，居委会的田姐过来找我说，某栋楼上，有一个小女孩，心理有些不正常，希望我们能够一起去家访，看一下能否做些什么。

第一次见面

于是我随着田姐去家访。女孩的父母很热情地开门，把女孩叫到客厅，我一看，女孩白白净净，长得漂亮。但是歪着头，不停地在跳动，一会单脚跳，一会双脚跳，一刻也停不下来，边跳嘴里边还在嘟囔着什么。

她父母说，孩子这种情况已经好几个月了，刚开始是怀疑窗户外面有人在监视她，听到有人在外面骂她，慢慢地连学也不上了，因为说“有人跟踪她到学校，假冒同学来害我”。

最后发展到天天躲家里，不敢打开窗帘，直到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老家的人说，该不会中邪了吧。于是请来道士、和尚做法术驱邪。好像也缓和了一阵子，然后又不行了，越来越严重。

其实，我一看，心里已经明白了七八分：孩子得的正是精神分裂症。这是一种常见的精神疾病，人群患病率大概在1%左右。既然是病，那就得治疗。

和田姐商量后，帮助她申请了居委会的帮助，一起护送到医院住院治疗了。

为什么分裂症状消失了，却抑郁了？

大约一个月后，我听说她出院了，于是约上田姐，再一次去家访。这次孩子表现彬彬有礼，非常乖巧的样子。父母非常高兴，直夸治疗效果好。

但是，我却发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细节：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孩子眼睛无神，充满了担忧，脸上也无法舒展，没有笑容，安静得让我觉得压抑。

我问她：有在担心什么吗？她的回答是，想回学校，但是又担心被同学嫌弃，跟不上学习，非常迷茫和难过。

我听她这么一说，瞬时警惕了起来。拿起她的病历本仔细阅读，发现她的药物里面，除了抗精神病的药物，还有抗抑郁的药物。这说明她在医院里，医生发现她有抑郁症状。看出院小结，里面写着，家属做好监护，防止自伤自杀等意外。

确实啊，精神分裂的症状控制住了，她是思维清晰了，回到了这个现实世界里。而现实世界里的问题，包括学习的压力，学校人际关系的适应，对未来的计划和安排，对于她而言，都是一道道坎呀。

精神分裂症症状稳定后，出现抑郁症状，在临床上并不少见。而事实上，研究发现，精神患者出院后的一个月内，也确实是自杀的高风险期。

防不胜防

于是我再次叮嘱家长，一定要陪护好孩子，不可掉以轻心，要防止自杀的意外发生。父母打着哈哈，说一定注意。显然他们只看到了表象，认为现在孩子已经“正常”了，最坏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我不放心，再三叮嘱，并让家长把她的抗抑郁药加大剂量，和田姐说得提高随访的频率。

一周后，我接到田姐的电话，得知孩子已经轻生了。

那一刻，我内心充满了懊恼，一方面责怪家长，为什么不听话做好监护；另一方面，自责为什么不能更明确地提示风险？

反思和警示

在那以后，我间或仍会回想起她，并问自己，如果她不住院，她还生活在她自己的那个世界里，估计她就不会轻生了吧？那么，她的轻生，是不是也有我的责任呢？

她原来的症状，让她能够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那么症状对于她是不是有保护意义的？

我们认为的，拉她一把，让她从“虚幻”的世界回到“现实”，是真的正确吗？

这些问题，我找不到答案。我唯一能够做的，就是不断地叮嘱有类似表现的病人的家属：千万要做好陪护，支持和帮助患者，逐步适应这个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