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党和国家杰出的领导人周总理，在光辉的一生中，曾屡遭险难，其中危及人身安全的就达20次之多。

例如1925年在广州率黄埔军校学生游行，遭到帝国主义军警机枪的扫射；1936年在陕北瓦窑堡，几乎被骑袭入城的国民党土匪部队围堵在驻地；1937年由延安乘车去西安，在劳山山隘遭到政治土匪的枪击；1938年夜宿长沙，全城火起烈焰封门等等。

本文要讲的这次遇险，发生在1925年大革命已经到来的广州城。

1925年8月23日晚9时许，当时担任国民党革命军第一军（军长为蒋介石）第一师（师长为何应钦）国民党党代表的周恩来，乘坐汽车去司令部，驶近营门时，守卫哨兵呼问口令，随即开动机枪射击。

随身护兵中弹倒地，同样中弹的司机，急忙调转车头开进小巷。周恩来大吼：“我是党代表！我是党代表！……”哨兵才中断枪击。

那么，作为国民党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党代表的周恩来，为什么在这天晚上遭到哨兵的枪击？是什么人下令干的？

这事还得从国民党左派、领导中坚、共产党的挚友廖仲恺遇刺一案说起。

01廖仲恺遇刺身亡

1925年，沙基惨案（即1925年6月23日发生的英军在广州城沙基枪击广州人民反帝游行示威队伍的事件）一周之后，7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的建议下，国民党将孙中山的陆海军大元帅军事政府改组为国民政府，左派领袖汪精卫被推举为国民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

廖仲恺为常委和财政部长，仍兼国民党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当时是推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主将，国民党右派势力对他极为不满，一心要锄掉他。锄掉他的主谋就是许崇智。

许崇智是当时的粤军司令，而粤军是国民政府的武装主力。他自恃有军队在手，便纠集了一些人，半公开半秘密地在原代理大元帅胡汉民家中开会，策划倒廖。

会上，多数人主张把廖仲恺刺死，以绝后患。孙科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他也是这次倒廖的干将，只不过他不主张刺死，而是恫吓廖仲恺，使廖不敢出头。

倒廖会议先后聚首了11次。风声传出，汪精卫在8月间一次国民政府会议桌上，私下写了个条子给廖仲恺，告诉他：听说将有人对你不利，请注意。

廖夫人何香凝女士，当即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身份，面见了当时任广州市公安局长的吴铁城，把有人要加害廖仲恺的事告诉了吴铁城，并提请吴铁城注意。

与此同时，何香凝女士提出给廖仲恺加派卫兵。廖仲恺很不以为然，他说：那刺客要是装扮成记者或工人，派了也没用。当时，他只以为有人即使要害他，也只有在暗中进行，却没有料到右派势力居然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布阵，对他狠下毒手。

1925年8月19日，廖仲恺接到通知，要他在20日上午9时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出席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06次会议。次日，廖仲恺按时到达。汽车在中央党部大楼门前停下，廖仲恺刚登上门前的台阶，就遭到了预伏骑楼下的几名刺客的枪击。随身护兵开枪还击，展开了一场枪战。廖仲恺身中4弹，当即送医院抢救。

周恩来闻讯后，迳奔医院，见了廖仲恺最后一面。

廖案一发生，国民政府立即成立了“廖案检察委员会”。共产党人杨匏安和周恩来都参加了“廖案检察委员会”，并担任委员。

周恩来提审了被捕的刺客。刺客供认：“有人花费了几十万元买枪手，专门刺杀猛人（广东方言，指大人物）。猛人为廖仲恺、谭平山。”还说：香港有人花200万元买凶手，刺杀共产党。

早在前一年，即1924年10月出刊的《响导》上，周恩来就署名“伍豪”，写文章揭露国民党右派，指出“国民党右派是永不革命的”，“当前的急务是‘肃清内部’”。廖案发生后，他又写了《勿忘党仇》和《沙基惨案与党代表之死》两篇文章，并多次发表演说，指出：“这个暗杀案的后边藏有极大的黑幕阴谋”。并主张处置廖案要同肃清革命政权内部的右派联系起来。他自己这时当然自觉地站到了肃清右派的前锋线上。

02蒋介石私改计划

这时，国民政府能依仗的武装力量，只有以共产党人为骨干的第一军。军长为蒋介石，他既是黄埔军校校长，又是广州市卫戍司令和长洲要塞司令（长洲要塞为黄埔军校学生驻守）。他设官邸于长洲，邸前竖一大纛，纛上写一个斗大的“蒋”字。蒋时年38岁，在江湖上已经厮混了20年，学了一手权术。

廖案发生后，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知道与粤军干系不浅，而粤军又正驻守在广州城内，便命蒋介石在全城实行宵禁，以防不测。

蒋介石接到命令后，便下令要以何应钦为师长，以周恩来为国民党党代表的第一师立即出动，占领军事要地，实行戒严。

许崇智见情况不妙，急调城外粤军入城，企图反扑，但为时已晚，城内粤军的军事生命线已被第一师全部控制，城外粤军入城的大门也被封死。

尽管如此，“廖案检察委员会”开展工作仍然困难重重：广州市公安局长吴铁城是倒廖的主要成员；汪精卫又以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职务相威胁，反对苏联顾问鲍罗廷等人扣押胡汉民的主张。因此，一直到8月24日，一些主要案犯仍然逍遥法外。

8月24日，蒋介石和周恩来、何应钦一起集议，决定在当天晚上加强戒严，组织兵力进行搜捕。他们决定开始戒严的时间为晚11时，内部联络口令为X X，任务仍由第一师执行。

决定之后，蒋介石怕晚上的行动计划泄露，刺廖凶犯又乘机逃匿，忽然念头一转，又多出一个心眼，独自召集第一师的亲信，更改了原来的计划，把原计划戒严的时间提前2小时，并更改了原来的内部联络口令。

而这几天，周恩来正没日没夜地奔忙，很多工作迫在眉睫、千头万绪，都需要他亲力亲为。24日晚9时许，戒严缉凶的时间即将来临，周恩来与苏联使者匆匆话别，坐进汽车，急忙赶往司令部，督察部队行动。

汽车在不平坦的马路上疾驶。夜幕中，人影稀少，枪声时闻。周恩来坐在车上，正在期待着新的胜利的来临。

司机按周恩来的习惯加大油门。随身护兵按规定手抓车门，站在车外的踏脚板上。汽车驶到可以看得见司令部的街上，车灯已经照见司令部大门。

按说已经是平安返回了，然而就在这个时候，门卫忽然大声喊叫“停车！”

司机从来没有想到周恩来的汽车会在离大门较远的地方被叫停下，仍旧向前行驶。门卫又大声呼问：“口令？”

随身护兵并不知道戒严提前，口令已变，当即按原定口令作了回答。门卫见眼前的汽车是在戒严当中应停而不停的车，回答的口令不是新口令，便大声喊叫：“再不停，我就开枪了！”

在喊的同时，门卫搂动了机枪的枪机。司机还未来得及刹车，一串无情的子弹就射了过来。随身护兵被击中要害倒在地上。

司机见情况不妙，赶紧调头把车拐进小巷，由于身负重伤，倒在了驾驶座上。

周恩来听到枪响，急忙把身子伏下，才幸免于难。他走下车大声高呼：“我是党代表，党代表！”

门卫听到喊声，这才察觉错打了党代表，一个个恐慌异常，急忙赶来抢救司机和卫兵。但两人早已被无从解释的“误会”无情地夺去了生命。

周恩来此次遇险，几乎丢掉性命，究竟蒋介石和何应钦是有意还是无意，在历史的案卷里并没有作出解答，但蒋介石和何应钦是难逃其咎的：

周恩来既然是执行搜捕廖案凶犯的第一师党代表，又是“寥案检察委员会”成员，变更戒严时间和口令为什么不通知他？不通知的本身，就说明他们是有意捣鬼。

03惊魂初定再聚首

由于缉拿廖案凶犯任务在身，当时周恩来在简单处置了两个牺牲者的事务之后，立即又奔赴各搜查点检查部队执行情况去了。

当晚，在部队的严密搜查下，抓获了三、四个刺杀廖仲恺的凶犯。对刺廖的真凶——国民党中的一些右派，虽未触及，但却已给了很大的打击：原代理大元帅胡汉民不得不出洋，粤军司令许崇智被赶下台逃出广州，左派势力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搜捕凶犯的任务完成后，直到深夜，周恩来才返回文德路他的寓所。自从廖仲恺遇刺事件发生后，他还没有回过家。

新婚的妻子邓颖超，听到他回来了，赶紧起身迎接。就在此前的1925年8月8日，两人才刚刚举行了简朴的婚礼。

周恩来进屋后，邓颖超在灯下见他的灰色西服上血迹斑斑，以为他可能是在缉捕凶手时沾上的，就没有问，周恩来也没有细说，他不想让妻子因此而担心。

写在最后：

周总理生前，在人们面前曾不止一次地提到过为保护他而不幸牺牲的人，其中也包括这次遇险时牺牲的司机和护兵。在他提到这些人的时候，对那位司机的怀念之情似有不同。

也许他对那位司机的感情，正如他在青年时代，因一次坐黄包车有感而发写的那首诗一样：

《死人的享福》

出门雇辆人力车，车夫身上穿件棉袍，我身上也穿件棉袍，我穿着嫌冷，他穿着却嫌累赘，脱下来放在我的脚上……活人的劳动，死人的享福！”

每一位为保护周恩来总理而牺牲的人都是伟大的。就像那位司机，在弹雨加身之时，仍然尽心尽职，将车急调头开进小巷，以自己的血肉之躯，为我们党保存了一位杰出的领导人。虽然我们无从知道他的姓名，但我们相信，倘若他泉下有知，定会为救下了这样一位深受人民爱戴的好总理而感到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