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晓东（泉州市鲤城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明代思想家李贽的一生是抗争的一生。在生活中抗争，在职场上抗争，在思想上抗争。他顽强的抗争意识超乎常人想象，正是因为他的顽强，才取得丰硕成果并名留青史。李贽在历史上留名的事件大多发生在62岁以后，数十种著作，除《三经解》都是62岁以后完成，如果不是因为其顽强的抗争精神，特别是中老年时期顽强，“则以后便不会有多少人知道晚明曾经出现这个人物。”（林其贤《李卓吾的佛学与世学》）

一、生活上的抗争

李贽在生活方面的抗争，一个是经济压力，一个是家庭的不幸。李贽的祖上曾经是泉州的巨商，但到他的祖父、父亲时，开始家道中落，祖父林宗洁是市井小商人、父亲李钟秀是教书先生。而他自己，从20岁开始，不得不外出谋生（到晋江五店市当私人家庭教师），赚钱补贴家用。26岁参加乡试中举后，连续两次参加会试不第，因家庭经济困难，现实生活所迫，不得不要求循例（根据《大明会典》规定，明代举人至少要参加两次会试未被录取才有条件向吏部申请派任官职）到官府任职。先是河南辉县教谕三年、南京和北京国子监任教官各数月，后是礼部任司务五年、南京刑部员外郎近五年，最后出任云南姚安知府。出知前位卑俸微，按明朝的薪酬标准，其收入根本不够家庭用度，任知府后，才有各项“常例”和其他收入，暂时摆脱生活的窘境。贫穷伴随着李贽的前半生，并且深深地刻在他的脑海里。

在他的自传中，详细地记录了贫穷所带来的痛楚。36岁在泉州守制，“泉州城郡大疫，人死之十七。”（乾隆《泉州府志》）不得不携带全家人逃避战乱和饥荒，“盖下矢石交，米斗斛十千无籴处。居士家口零三十，几无以自活。三年服阕，尽室入京，盖庶几欲以免难云。” 37岁到北京后，“居京邸十阅月，不得缺，囊垂尽，乃假馆受徒”。38岁因为祖父去世，再次南归守制，为节省路上开支，不得不将妻女留在曾经工作过的辉县，将官员们赠送的一半赙仪用以买田地供妻女耕作，只身回到泉州，安葬祖先三代五口。

家庭的不幸，大概也是无人能与之比拟。在他出生的时候，生母就去世，“居士生大明嘉靖丁亥之岁，时维阳月（十月），得全数（三十日）焉。生而太宜人徐氏没。”（林其贤《李卓吾事迹系年》）三岁的时候，父亲续弦，六、七岁时继母又去世，“我自六七岁丧母，便能自立”（《续焚书》卷二《与耿克念》）。生母和继母在他幼年时就相继去世，李贽从来没有体会到人世间最伟大的爱——母爱。没有了母爱，可以想象他的童年时不完整的，而更多的不幸从他到官府任职后接踵而至，常人难以承受：29岁，李贽开始经历人生第一次打击，“余年二十九二丧长子，且甚戚。”（《焚书》卷三《卓吾略论》）33岁，经历人生的第二次打击，好不容易从辉县教谕升任南京国子监博士，但刚到任没几个月，就接到父亲去世的消息，“卒南雍（南京国子监）以去。数月，闻白斋公歿，守制东归。”（《焚书》卷三《卓吾略论》）38岁，经历人生的第三次打击，这次打击比以往两次更为沉痛。自33-35岁在家守制，36-37岁等待安排工作，好不容易熬到38岁这年6月，才等来北京国子监博士的任职，可叹“未几，竹轩大父讣又至。是日也，居士次男亦以病卒于京邸。嗟嗟！人生岂不苦，谁谓仕宦乐，不乃更苦耶！”（《焚书》卷三《卓吾略论》）于是不得不再次南归守制，同年“居士所置田（为节省回乡）仅收数斛稗。长女岁艰难日久，食稗如食粟。二女三女遂不能下咽，因病相继夭死。”（《焚书》卷三《卓吾略论》）还有据相关资料考证，李贽的其他三个儿子也在这之前或之后都不幸夭折，悲伤难以想象。家庭的不幸还在继续着，61岁时，李贽让女儿女婿送妻子黄宜人回泉州，自己只身寓居麻城维摩庵。这年，他的另一个儿子贵儿（李贽弟弟的儿子过继给他做后嗣的）不幸溺水身亡，李贽写了《哭贵儿》三首悼念他。62岁时，他的妻子黄宜人在泉州去世，李贽写信给他女婿庄纯夫“自闻讣后，无一夜不如梦”（《焚书》卷二《与庄纯夫》）。如此之多、如此频繁的不幸，如果没有足够坚强的意志力，是无法支撑下去的。

二、职场上的抗争

纵观李贽的职场生涯，与上司大都不合。这跟他的个性特征有很大关系，“与一人不合，则可能是别人的不是；与两人不合，也可能是别人的不是；历仕不合，与所有长官都不合，则要自我反省。”（林其贤《李卓吾的佛学与世学》）这里，暂且把他与上司的不合，特别是由于理念不同而造成的不合，也当作一种抗争。他在自传中说：“余唯以不受管束之故，受尽磨难，一生坎坷，将大地为墨，难尽写也。为县博士，即与县令、提学触；为太学博士，即与祭酒、司业触。如秦，如陈，如潘，如吕，不一面足矣。司礼曹务，即与高尚书、殷尚书、王侍郎、万侍郎尽触也。高、殷皆入阁，潘、陈、吕皆入阁，高之扫除少年英俊名进士无数矣，独我以触迕得全，高亦人杰哉！最苦者，为员外郎，不得尚书谢、大理卿董并汪意。谢无足言矣，汪与董皆正人，不宜与余抵。然彼二人者皆急功名，清白未能过人，而自贤则十倍矣，余安得免触耶？又最苦而遇尚书赵。赵于道学有名。孰知道学益有名，而我之触益又甚也？最后为郡守，即与巡抚王触，与守道骆触。王本下流，不必道矣，骆最相知，其人最号有能有守，有文学，有实行，而终不免与之触，何耶？渠过于刻厉，故遂不免成触也。渠初以我为清苦敬我，终反以我为无用而作意害我，则知有己不知有人，今古之号为大贤君子，往往然也。记余尝苦劝骆曰：‘边方杂夷，法难尽执，日过一日，与军与夷共享太平足矣。仕于此者，无家则难住；携家则万里崎岖而入，狼狈而去。尤不可不体念之！但有一能，即为贤者，岂容备责？但无人告发，即装聋哑，何须细问？盖清谨勇往，只可责已，不可责人，若尽责人，则我之清能亦不足为美矣，况天下事亦只宜如此耶！’嗟嗟！孰知余竟以此相触也哉！虽相触，然使余得以荐人，必以骆为荐首也。”（《焚书》卷四《豫约·感慨生平》）从中可见，李贽不是在一个岗位上与上司不合，也不是在两个岗位上与上司不合，而是在所有岗位上与上司不合，而这些不合似乎并没有造成他职场中的明显被动。按照正常的情况，这样的一种与所有上司不合的性格，是没有机会向上调整岗位的，但是李贽在其职场生涯最后岗位上提出辞职的时候，上级正在对他进行考核，并且拟将他从四品提为三品，这就值得思考和研究了。

三、思想上的抗争

李贽思想与常人的迥异，在各个时期都有明显的表现。在少年时代，随他父亲读书时，就写《老农老圃论》，不满孔子对其学生樊迟问农事的指责。而在很多人对他的才气表示欣赏的时候，他自己却不以为然。在青年时代，嘲笑科举制度，抗拒儒家考试，曾自述青年时代读书的情形：“稍长，复愦愦，读传注不省，不能契朱夫子深心。因自怪。欲弃置不事。而闲甚，无以消岁日。乃叹曰：‘此直戏耳。但剽窃得滥目足矣，主司岂一一能通孔圣精蕴者耶！’因取时文尖新可爱玩者，日诵数篇，临场得五百。题旨下，但作缮写眷录生，即高中矣。”（《焚书》卷三《卓吾略论》）说是临时抱佛脚，随意读了些朱子传注就轻松中举。中举后说“吾此幸不可再侥也。”（《焚书》卷三《卓吾略论》）我以为，这时候李贽多少有些自负。前面提到他要求循例到官府任职，一方面是家庭经济所迫，另一方面就是因为自负，不愿意继续循规蹈矩地学习朱子传注等传统儒学典籍，导致依靠科举争取功名的道路受阻。但他自己或者是祖父、父亲，实际上还是期待他能在科举功名的路上走得更远一些，否则就不会在27岁、30岁时连续两次参加会试。

在中年时代，李贽的思想抗争上升到另一个高度，这个阶段人生观发生重大转变。一方面，是产生弃官念头。为祖父守制并下葬祖上三代，从泉州回到辉县接妻女时说“吾时过家葬毕，幸了三世业缘，无宦意矣。”（《焚书》卷三《卓吾略论》）在辉县逗留期间写了《途中怀寺上诸友》：“世事何纷纷，教予不欲闻。出郊聊纵目，双塔在孤云。雨过山头见，天晴日未曛。骑驴觅短策，对酒好论文。”真实地记录了当时的心境。另一方面，是产生“归老名山”的念头。在给最亲密的好友焦竑的信中说：“世间胜己者少，虽略有数个，或东或西，或南或北，令我终日七上八下。老人肚肠能有几许，断而复续，徒增郁抑，何自苦耶！是以决计归老名山，绝此邪念，眼不亲书，耳不闻人语，坐听鸟鸣，手持禅杖，以冷眼观众僧之睡梦，以闲身入炼魔之道场，如是而已！”（《续焚书》卷一《寄弱焦侯》）不管是弃官还是归隐，都跟他职场遭遇和家庭变故相关联。在给友人邓石阳的信中说：“独余连生四男三女，惟留一女在耳。而年逼耳顺，体素赢弱，以为弟侄已满目，可以无歉矣，遂自安慰焉。盖所谓欲之而不能，非能之而自不欲也，惟此一件人生大事未能明了，心下时时烦懑；故遂弃官入楚，事善知识，以求少得。”（《焚书》卷一《复邓石阳》）

古人常言“四十不惑”，李贽开始产生弃官和归隐的思想，就是在四十岁。从40岁开始产生念头，到54岁付诸行动，期间个中滋味不言而喻。而到了中晚年，李贽的抗争，则明显更为直接和强烈。主要是与他所认定的假道学的抗争，具体体现在他与耿定向（明代著名的理学家，历行人、御史、学政、大理寺右丞、右副都御史至户部尚书）之间的论战。实际上，李贽与耿定向家族的关系十分密切，耿家对李贽的帮助不少。李贽刚辞官时，就住在耿定向弟弟耿定理的天窝书院，担任耿家子弟的教学工作。李贽与耿定向最初的思想分歧是耿定向认为要“重名教”，而李贽认为要“识真机”。那时候因为有耿定理从中调和，冲突没有直接爆发。但随着耿定向官职的升迁，维护既定封建秩序的心更切，重名教的心亦更切，加上耿定理去世无人帮助调和，两人的矛盾越明显。起初，耿定向说李贽教坏他家子弟，说其独子耿克明不肯生子是“因他（李贽）超脱，不以嗣续为重，故儿效仿”，这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观念里，对有名望的家族而言是无言之痛，不管是否真的跟李贽有关，耿定向无疑会对李贽恨之入骨。此后，两人的论战不断升级。

李贽64岁时，在龙湖公开刊刻了《藏书》《焚书》，以与朋友往来书信为主的《焚书》，对假道学虚伪面目进行淋漓尽致地批判，而批判对象集中体现在耿定向身上。耿定向看到后，非常气愤，也把自己与李贽往来的书信集结抄录给朋友，同时指使自己的学生对李贽进行攻击，不但有言论上的攻击，还有身体上的攻击，甚至还拆除了李贽预建的藏骨塔。实际上，李贽与耿定向的论战，是李贽与以耿定向为代表的伪道学们的论战，是对整个封建社会的抗争，而这个抗争，则从64岁开始持续到76岁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