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3月19日的清晨，辽宁抚顺战犯管理所中，在管教干部的引领下，一百多名战犯相继走进礼堂之中，所有的战犯都被集中在礼堂内收听重要广播，他们神情兴奋却又紧张，因为在此之前，今天要公布战犯特赦名单的消息已经不胫而走，然而谁也不清楚这一次自己到底会不会得到特赦。在他们期待而又忐忑的等待中，广播的声音徐徐传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决定特赦全部在押战争罪犯”。

听到广播里的消息，礼堂内顿时鸦雀无声，随即又是一片哗然，战犯们对于“全部特赦”的消息欣喜若狂，甚至难以置信，他们已经被关押在这座监狱里二十多年的时间，哪怕是最年轻的战犯都已年过半百，有些两鬓斑白的战犯听闻获得特赦不由得泪流满面。同时，这一消息也意味着建国后在押的全部战犯处理完毕，就连管理所的人员对此也是大吃一惊，心中也不免疑惑：在此之前从未有过全面特赦的情况，并且这些战犯中有部分人暂时还未达到释放的标准，为何会下令通知全部特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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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的国军将领，如今的战争罪犯

解放战争结束后，国共两党之间的恩怨争斗落下帷幕，在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中，一部分跟随蒋介石退守台湾，也有一部分藏匿在海外，而大多数则成了新中国的战犯，这其中还包括杜聿明、陈长捷以及王耀武等国民党首脑级别的人物。那么新中国成立后，对于这些作为国军高级将领的战犯又是如何处理的呢？

国民党从联共合作到后来的反革命，再到解放战争的落败，已经失去了政治优势和民心，曾经拥有辉煌与荣耀的国民党将领大多成了俘虏，他们心中知晓此后再难重获自由，却没有想到能受到共产党的善待。实际上，建国之后，这些战犯的处理便成了人民政府极为重视的问题，尽管他们曾有迫害过革命者，如今还被列为战争罪犯，但是其中也有许多人在抗战中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处理他们的问题不仅要考虑到老百姓的想法，还要充分考量对于解决台湾问题存在的影响。

重点改造，以给出路

不同于国民党蒋介石对于政治战犯“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的态度，我党对政治罪犯奉行“给出路”的政策，对此有人提出了“四不”难题，就是“不能送、不能杀、不能死、不能放”，因而针对战犯的处理，中共中央选择采取思想教育与感化并重的措施，将这些国军将领安排在北京的战犯管理所——功德林接受教育改造。

功德林原本是德胜门外的一座寺庙，后清政府在此创立“京师习艺所”，北洋政府时期变更为京师第二监狱，蒋介石执政国民政府后将其用来关押政治犯。1949年建国后，这里便成了关押国军将领的地方。

这些战犯进入功德林后，每天要接受思想改造以及劳动改造，曾经的国军将领也不复往日荣光，在这里他们互称同学，起居作息也都设有专人管理，但都得到相应的礼遇，除不能离开管理所之外也给予他们充分的宽容。

然而起初，他们并不愿意接受这样的安排，其中不得不提得到这当中职位最高的国军将领杜聿明，他曾经是黄埔军校的学生，刚进功德林那会简直是个“刺头”，彼时的杜聿明尚且心向于国民党势力，成为俘虏后对个人前景十分悲观失落，对改造和学习生活十分抵触。在战犯管理所中，杜聿明由于常年征战，身体状况不容乐观，病痛的折磨让他痛不欲生。

医务人员在了解到他的状况后对他进行了精心的治疗，并在中央的指示下倾尽全力救治他。由于治疗及时以及得到较好的护理，杜聿明的身体恢复得很快，最终康复直至痊愈。杜聿明得到了我党的良好对待，这也使得他放下了反动思想，改变了对解放军的看法，有感于我党优待俘虏、人人平等的理念，也意识到共产党是一个真正为人民百姓着想的部队，在此后长达10年的教育与改造生活中杜聿明都表现良好。

改造政策胜利，首次特赦战犯

由于1956年首次释放日本战犯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中共中央认为可以采取有条件的特赦，进而对在押的战犯产生激励作用，同时能够提高改造的自觉性和主动性。1959年，适逢新中国成立10周年，党中央决定在此之际对一批确有改过自新的在押战犯实施特赦。国家主席刘少奇发布特赦令：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战争罪犯关押十年，确实改恶从善的，予以释放。杜聿明便身处在第一批特赦的战犯之中，除此以外，这次予以宽大特赦的33名战犯名录里，还包括王耀武、陈长捷、宋希濂等人以及作为伪满皇帝的爱新觉罗·溥仪。

重获自由后的杜聿明甚至还为功德林定制了“感恩匾”，可见在共产党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不以打击报复为目的，秉持以人性为宗旨，以与人为善的教育方针为前提，对战犯进行改造教育。

对战犯获得特赦后的安排，毛主席指示:有能力的人可以参与到相关适合的工作中，年老有病的也要给治病，就像对待我们自己的干部一样治。就拿杜聿明来说，获释后他与妻子在北京得以团聚，此后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来中国访问时，陈毅元帅还邀请他作陪。

第一批国内战犯特赦后，这一消息造成了巨大的轰动，引发海内外的热议，民众的反应比三年前我国释放日本战犯时更为激烈。这一时期，盘踞在台湾的国民党势力依旧与共产党隔海对峙，蒋介石还扬言要“反攻大陆”，面对这一状况，中国共产党依旧选择对国民党在押战犯进行特赦，我党宽大为怀释放战犯的行为，得到了社会的一致好评。特赦国内战争罪犯，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毛主席对战犯改造政策的胜利。

最后一批国内战犯

也正是从1959年开始，人民政府就着手开展对部分战犯的特赦工作，一直到1966年，陆续对6批战犯进行了特赦。此后较长的一段时间里，由于种种原因战犯特赦工作暂停，一直到1974年12月，身处长沙的毛主席想到了这一批已经被关押20多年的国民党战犯，指示要对他们再次进行特赦。

对于此次战犯特赦的工作，周总理非常的重视，并将此项工作交付时任公安部部长的华国锋进行处理。华国锋对这项工作的督办十分谨慎，他将在押犯的姓名，年龄，籍贯，职务都一一罗列，并针对所有人员信息与同事商讨，讨论哪些人可以释放，哪些人不能释放。最终，华国锋将全部的资料整理上报，并在报告中表示其中有13位战犯被认为是不能特赦的。毛主席亲自披阅了这份报告之后，指示：他们放下武器已关押二十多年了，还关着干什么。把他们都释放了，可以来去自由。”

这时，毛主席和周总理均身染重疾，不过他们仍然抱病批阅与释放在押战犯相关的一系列文件。1975年3月17日，围绕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犯召开了人大第二次会议，并通过了这一决定。这一次中共开展的战犯特赦所涉及的人员众多，这也是史无前例的全面性的特赦。因此，相较于前面六次特赦在国内国际的震撼力，这一次无疑是最强的，产生的政治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

毛主席还特别交代：“放战犯的时候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顿饭，多吃点鱼、肉，每人发100元零用钱。”并且在褪去战犯身份后给予他们合法的公民权。基于党和政府的友好政策与待遇，这些被特赦的战犯都被妥善安置，其中黄维、文强等原先的战犯代表还被安排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作。这也就正如毛主席所说:有条件的特赦将使他们感到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只要改恶从善，都有自己的前途。

事实上，多数的国民党将领自身就具备家国情怀，但是由于阶级属性的差异，无法正确认识到蒋介石在内战中是政治的失败，然而在对外斗争中已经转过弯站在民族国家的立场，以国家利益为重。他们作为当时中国文化素质高的一批人，应该也意识到了中国人民精神的变化，正是这样才能够在共产党的教育改造下有一定的觉悟。自古以来“得民心者得天下”，新中国先后实施了7次特赦，最终将所有在押战争罪犯释放完毕，这一系列的举措不仅充分展现了中央的宽大政策，也让人民感慨于共产党的气度与胸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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