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对朱棣迁都北京一事，都是以君主守社稷而自豪。朱棣是以军事原因（防御蒙古）而迁都北京。其实朱棣迁都北京，只是对朱元璋防边策略的升级版：

朱元璋以藩王守边、天子守国作为明朝守边策略，朱棣改成天子守边、藩王闲置作为明朝收编策略。

这是以藩王叛乱夺位的朱棣对藩王守边的不信任，因此只能迁都守边。

对此明仁宗非常不认同，一即位就让皇太子到南京镇守，自己在北京动员迁都南京的工作。只是因为明仁宗病死，导致迁都南京中断。即位的明宣宗对于迁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既不宣布定都北京，也不宣布迁都南京。

直到明英宗正统6年11月，张太皇太后去世前一年，北京宫殿建成，明朝才宣布定都北京：

“十一月甲午朔，乾清、坤宁二宫，奉天、华盖、谨身三殿成，大赦。定都北京，文武诸司不称行在。”

简单回顾下明朝迁都北京历程：

1403年，礼部尚书李至刚建议以燕京作为陪都，于是朱棣改燕京为北京，称行在；

1406年，朱棣下令修建北京皇宫和城墙；

1409年，朱棣以北京为基地进行北征，并下令在北京修建自己的陵墓；

1410年，朱棣下令开通会通河，打通南北漕运，为南方输送北方奠定交通基础；

1416年，朱棣对反对迁都官员进行惩处，确定迁都北京；

1417年，北京紫禁城开始动工；

1420年，朱棣下诏正式迁都北京；

1424年，明仁宗即位，准备迁都南京；

1441年，明英宗宣布定都北京。

漕运总督衙门

经济角度下迁都北京引发的后果

一、赋税增长滞胀。

首先明朝赋税的结构是：

“大略以米麦为主，而丝绢与钞次之。夏税之米惟江西、湖广、广东、广西，麦荍惟贵州，农桑丝遍天下，惟不及川、广、云、贵”

赋税重头在长江以南省份。永乐中期（正式迁都北京前），明朝赋税收入3000多万石一年、丝钞等是2000多万。除了每年需要输送到北京几百万石外，各地省份自己仓储很多，甚至有部分腐烂到没有办法食用。遇到灾年，地方官员都是先放赈粮食后上报朝廷。

到了嘉靖二年，明朝赋税收入就难以维持。御史黎贯描述明朝的财政困难：

嘉靖时赋税收入比朱元璋时期不增反减：朱元璋时期小麦年收入470多万石，嘉靖时期只有461万石，减少9万石；朱元璋时期大米年收入2470多万石，嘉靖时期只有2220多万石，减少250万石。

户部给出的对策是：严格考核地方官员的税粮征收量，制定详细的土地丈量数据、征收细则、运输细则，进行精细化作业，以提高税赋收入。

到了嘉靖30年，北京及其九边重镇每年开支595万两，户部尚书孙应奎实在难以腾挪，于是朝廷决定在南京、浙江等地每年加派120万石赋税。明朝在正税之外开始加派，由此开始。

嘉靖46、47、48三年明朝在正税基础上增加合计9厘每亩每年的税收，每年全国赋税增加520万两。崇祯3年明朝又增加3厘，增加赋税165.4万。其后，卢象升以助饷名义加派，官宦之家收取赋税的10%，民家赋税10两以上收取10%；其后正税又加征1分4厘9丝每亩；杨嗣昌以练饷加征1分。

明末合计赋税加征：嘉靖年间加征9里；崇祯年间加征2分7里9丝，合计3分6厘9丝。

御史赫晋指出明末财税的荒谬：

“万历末年，合九边饷止二百八十万。今加派辽饷至九百万。剿饷三百三十万，业已停罢，旋加练饷七百三十馀万。自古有一年而括二千万以输京师，又括京师二千万以输边者乎？”

280万边饷、900万辽饷、连饷730万，合计1910万军费，还不算朝廷官吏俸禄和皇帝开支？明朝赋税根本难以为继。

大运河重要支点——清江浦

二、漕运显示南京对北京经济支持难以为继。

没有迁都北京前，明朝漕运成本非常低，“四方贡赋，由江以达京师，道近而易”。迁都北京后，由于道路变远，成本变高：

“自成祖迁燕，道里辽远，法凡三变。初支运，次兑运、支运相参，至支运悉变为长运而制定。”

在1410年开通会通河之前，朱元璋、朱棣时期对边境粮饷的输送是漕运和海运同时进行。

朱元璋时期对边境的粮食输送方略是：南方粮饷集中在汴梁转运，山西省负责输送大同；山东负责通过海运输送到北平、辽东；西北由陕西转运；西南由四川、贵州当地集中运输。《明史》对此评价：

“於时各路皆就近输，得利便矣。”

会通河凿通后，南方钱粮主要是通过漕运输送到北京。宣德时期由于路途太远，让各省农民输送一次粮饷到京师，最长需要一年时间，耽搁农业生产；为降低成本，改为南方输送粮饷到三大仓再由官军进行中转：

淮安仓，负责江西、湖广、浙江三省民运150万石；徐州仓负责苏、松、宁、池、庐、安、广德等地民运274万石；临清仓负责应天、常、镇、淮、扬、凤、太、滁、和、徐等地民运220万石，合计644万石粮饷。

这644万石粮饷，由官军从三大仓运送部分到北京，数量有10%、20%、30%不等。

正统初年，漕运的粮饷数额为450万石，输送到北京的有30%-40%，即135万石-180万石。

成化7年规定每年漕运数量为400万石。由于允许以缴纳白银抵消运输粮食，漕运数量减少减少。万历时漕运总督舒应龙就指出漕运仓库空虚的问题：

“自兑运久行，临、德尚有岁积，而淮、徐二仓无粒米。”

各地都缴纳白银，而非输送粮食到3大转运仓了——输送粮饷太费事费力，成本高，缴纳银子简单方便。

万历38年，只有138万石漕运粮食输送到北京。到了崇祯帝时，各地灾荒频发时，仓库却没有粮食了。

大运河现景

三、海运废止不用。

海运是从元朝至正年间开始的，从浙江输送粮饷到北京，开始每年只有4万石，后面增长到300万石每年。历程1.3万里，方便快捷，速度快、日程短：

“然皆出大洋，风利，自浙西抵京不过旬日，而漂失甚多。”

朱元璋时期，在山东以海运输送粮饷到北平和辽东；洪武30年时，因为辽东军屯田，不需要海运输送而停止海运。

朱棣时期陈暄继续用海运输送粮饷到北京、辽东：

永乐元年输送49万石；永乐2年在天津建立仓库，永乐四年后每年海运输送100万石到北京。

永乐13年停止海运，只保留输送到辽东的一支船队继续海运；正统13年时减少到5艘每年运输12万斤的布匹、白银等物品。

成化23年，侍郎丘浚建议恢复永年年间海运和漕运并行制度，并指出海运节省费用的优势：

“海舟一载千石，可当河舟三，用卒大减。河漕视陆运费省什三，海运视陆省什七，虽有漂溺患，然省牵卒之劳、驳浅之费、挨次之守，利害亦相当。”

海运的好处有：1船等于3漕运，大量减少人工；漕运比陆运节省30%费用，海运比漕运节省70%费用；虽然海运有漂失、溺死的风险，但和漕运的人工费、接驳费、中转看护费等费用相当。

但丘浚的海运建议没有被采纳。嘉靖20年就连输送辽东的海运也给停了。

隆庆时期恢复从淮河入海输送到北京的海运，但万历元年因为海运事故而被裁撤。

万历25年丰臣秀吉进攻朝鲜引发万历朝鲜战争，山东副使于仁廉建议恢复海运，虽然没有人反对，但没人行动。

崇祯12年，崇祯帝采纳沈廷扬建议，恢复海运，从淮安以海运输送粮饷到登州、天津，支援辽东战争。

四、明朝经济数据显示明朝经济以朱元璋时期为经济鼎峰。

洪武26年，官田、民田合计850.7万顷，米麦合计2944.6万石 （夏季税收471.7万石，秋季税收2472.9万石），钱钞合计4.4万锭（夏季税收3.9万锭，秋季税收0.5万锭），绢布28.8万匹。

弘治年间，官田、民田合计622.8万顷，米麦合计2679.1万石 （夏季税收462.5万石，秋季税收2216.6万石），钱钞合计7.82万锭（夏季税收5.63万锭，秋季税收2.19万锭），绢布20.2万匹。

万历年间，官田、民田合计701.3万顷，米麦合计2663.8万石 （夏季税收460.5万石，秋季税收2203.3万石），漕运1526.5万石，占57%，钱钞合计8.15万锭（夏季税收5.79万锭，秋季税收2.36万锭），绢布20.6万匹。

配图

结论

明朝迁都北京导致的后果是：

1、税赋滞胀不增长。洪武26年米麦收入是2944.6万石，弘治年间米麦收入是2679.1万石，嘉靖年间米麦收入2681万石，万历年间米麦收入是2663.8万石。

明朝米麦收入最高时期竟然是定都南京的朱元璋时期，定都北京后明朝米麦收入基本保持在2600万石每年，比朱元璋时期少了差不多300万石。

明朝农业产量不增长，这是不争事实。

2、漕运成本居高不下但拒绝使用成本低的海运，导致明朝官民依赖以米麦等实物折银为主要税收方式，明末战争时粮食运输更是难以为继。

元朝用海运将南方大米输送到北京，明朝以海运风险大改为用风险小但费用高的漕运，因此导致社会输送成本居高不下。

漕运中民间运输路途耗费也巨大：路程远的运输一石消耗6斗，路程近的输运一石消耗2.5斗。以每年额定输送400万石到北京、平均消耗民运费是4.25斗/石计算，输送400万石粮饷到北京，就额外需要消耗170万石粮食。每年南方要为输送北京花费570万石粮食，以万历年间米麦收入2663.8万石计算，占据21.3%。

漕运成本过高，导致明朝中后期漕运输送北京的数量急减。万历30年额定400万石粮食只有138万石输送到北京。仓场侍郎赵世卿惊呼如此下去2年后北京不复存在：

“太仓入不当出，计二年后，六军万姓将待新漕举炊，倘输纳愆期，不复有京师矣。”

明朝以海运翻船失粮、人死为由拒绝海运这个运输量大、成本低、速度快的方式。

事实上有记录的明朝海运损失只有：

嘉靖2年损失2万石、死50名官兵；万历元年7艘船损毁、损失几千石、死15名士兵。

嘉靖漕运总兵万表奏折记录，海运一年损失10万石粮食。相对漕运需要42.5%的民运成本（不包括官运费用、输送期间的看管费用等）。按照成化年间丘浚的说法，漕运比陆运节省30%，海运比陆运节省70%。以漕运400万石需要170万石成本计算，陆运费用是243万石，则海运成本是72万石。

即：输送400万石粮食，陆运需要243万石，漕运需要170万石，海运只需要72万石。成本节省很多。

3、由于北京靠近边境，前有蒙古的进攻，后有后金进攻，北方根本没有时间发展经济以支持战争，而有经济发展潜力的南方又因为北方频发的军事冲突被忽略。

迁都北京，对于南方而言，就是只让马儿跑不让马儿吃草：

北京每年都要从南方调集钱粮等大量资源支援北方战事，却从来没有想过如何发展南方经济。

这就是为什么明朝朱元璋时期米麦收入最高而明朝中后期只能不断加税的原因。

朱元璋定都南京就对南、北方做好了定位：

北方作战，保护南方；南方发展，支援北方。

明朝迁都北京后南、北方的作用就变成了北方作战、南方支援，至于发展，在日夜受威胁的北京君臣眼里，哪里有心情和精力？

朱元璋时期“天下府库各有存积，边饷不借支於内，京师不收括於外”；明武宗时“遂令各省库藏尽输京师”；隆庆帝时“遣四御史分行天下，搜括库银”；万历时“请核府县岁额银进部”。

从朝廷、地方各自都有储蓄，到要求各省输送朝廷，到派遣御史搜刮地方，到连府县税收都要输送朝廷 ，明朝经济难以为继，因此灭亡也不足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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