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朱学勤，1952年9月出生于上海市。复旦大学史学博士、哈佛大学访问学者，现为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社会思想史，目前从事的课题有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与渐进变革思潮等。编著《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从卢梭到罗伯斯比尔》《风声·雨声·读书声》《书斋里的革命》《中国与欧洲文化交流志》等。

▋关注天空，还是关注脚下？

中国到底有没有真正的大学？我的回答是，百年中国的绝大多数时候，尤其是近20多年来，并没有一所真正的大学。真正的大学是什么呢？我要讲远一点。

孔子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他建立了一个学校，通过它普及了一种理论，世世代代传下来。公元前5世纪前后，世界上有几大文明各自形成自己的经典，把各自民族的文化用文字传承下来，于是全球进入了轴心时代。

今天，西方人之所以强大——他们后来超过其他所有的文明古国，尤其在全球化时代，一种强大的力量逼迫着其他文明去改变自己，去迎合它，这种力量从哪里来的？是从大学来的。

越是文明的社会，越是需要有一批专业学者来构造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成为所有社会成员的文化认同。而这些有智慧的知识精英形成的共同体，就是大学。

▋这样的大学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西方最早在柏拉图时代，就建立一个叫AcaDemy的东西，柏拉图的AcaDemy要干什么呢？西方人认为，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并不是最重要的，它背后有一个抽象的能够用数学、用逻辑、用语言精确表达的Logos，按今天的话，一种规律、一种规则，那才是万物的根本。只要把握了这个Logos，把握了万物的规律，你就把握了万物。这种柏拉图的信念，也就是古希腊哲学的基本精神。

这与其他思想不同，尤其与中国人注重直觉与感性思维不同。中国的农业文化相信，我们的直觉、感悟，我们在人和对象之间建立一种生动的、感性的、直觉的关系，这是中国人的特色。

而在柏拉图时代，他鼓励他的学生去寻找万物背后的逻辑、数学、几何学，从这些抽象的理念、概念里探索万物的和谐秩序和规律。柏拉图的这种智慧，传到亚里士多德，传到亚历山大时期的科学，传到罗马时代的法律，一直传到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

所以，西方精英们从一开始就相信，社会必须有一种超越任何个人意志，超越物质外表的一种道理、一种规则、一种规律、一种秩序，它虽然抽象，却严格遵守逻辑、数学与实证的规则。这就是希腊理性思维，这就是柏拉图的Acaemy留下来的精神，这就是现代大学精神。

四大文明古国都是自然主义的文明，人们的生活完全依靠大地、天空，靠四季轮回、靠土地里面长出的东西来养活人，依靠自然生态的循环。

但是与柏拉图对应的希腊文明是另外一种文明。商人们航行在单调枯燥的海上，跟农民以感性的方式直接与大地接触不一样，他们看到的除了茫茫大海，就是太阳、月亮、星空，于是他们的天文学、几何学就很发达；商人总是盘算着数字比例关系。

于是数学思维很发达，毕达哥拉斯主义就产生了；航海与贸易需要发达的手工业，而手工业制品通过商业推广又更加发达，手工业的发达导致了原子论的产生，机械唯物论的产生，导致了最初的分析式的自然科学的产生。

我们知道，今天西方人除了以科学作为改变世界的有力工具外，还有一个东西用在处理人和人的关系上，这就是法律。西方人主要通过法律，通过契约，通过社会公德，通过每一个人心中把握的客观尺度来约束所有人的行为。

这种法理思维，跟自然科学思维如出一辙，相信所有个别事物之上，有一个抽象的规则、法则和规律在支配着一切，而且这种抽象的规则是能够以严格的逻辑和数学方式表达的。

今天西方人强大的奥妙，就是两个东西，一个科学，一个法律，都是从希腊哲学演变而来的。这两个东西看起来好象不一样，法律是管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规律是管自然万物之间的关系的，但在西方语言中是一个东西，都叫Law。

它们都是从柏拉图那里来的，相信万物背后有一个普遍的共性在起支配作用。这东西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只能用人的理性思维去把握。

大学就是柏拉图的那个AcaDemy延续下来，到中世纪就是经院，近代就是University，执著追求万物背后的规则，相信道理越争论越明白。这种把求知当作最高追求的人生态度，几乎体现在每一位哲学家身上。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

▋谁都不代表真理

亚里士多德说：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谁都不代表真理，老师也不一定有真理；真理高于一切，在一个看不见的地方，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理性去领悟真理。

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吃喝玩乐中间，柴米油盐酱醋茶中间，生活在世俗生活中间，但是如果只有这个的话，这个民族是不可能拥有最高的文明。近代欧洲城市里，总有一个中心是Acaemy ，或者是University，它们在整个社会当中起着核心作用、灵魂作用。所以一个成功的现代国家是不可想象没有大学先立起来的。

我的结论是，西方现代文明是城市运动和大学运动，现实操作和理想引领，两个东西的呼应才产生的。事实也是这样，文艺复兴之前就有博罗尼亚大学，法国的崛起有巴黎大学，英国的崛起有牛津剑桥，美国的崛起有哈佛。十九世纪初德国要崛起的时候，就有柏林大学。

当时德国四分五裂，被拿破仑打得呜乎哀哉，割地、赔款、求和，穷得不能再穷，窝囊得不能再窝囊了。一位最有远见的人物是洪堡，他影响了普鲁士皇帝，相信民族崛起的关键是民族的精神崛起，而精神崛起的最高手段就是大学。洪堡成为内阁当中最重要的人，他建立了柏林大学，柏林大学的首任校长就是哲学家费希特。

▋中国20世纪最大的骄傲与不幸

我们都知道，日本仅仅是一个小小岛国，自古笼罩在中国文化的阴影里面，可是今天它比中国强大。

为什么它会有今天？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时，日本的水平远远不能与中国比，可是有一个关键人物叫福泽谕吉，今天日本钞票最大面额是一万日元，上面的那个头像既不是天皇，也不是任何政治军事人物，而只是一位只写了几本书，办了一份报纸，办了日本第一所大学的福泽谕吉，这样一个人成了现代日本民族的灵魂人物。

他说，一个民族要崛起，要改变三个方面，第一是人心的改变，第二是制度的改变，第三是器物与经济的改变。

这三个方面的顺序，应该先是心灵，再是体制，最后才是经济。把这个顺序颠倒过来，表面上看是捷径，但最后是走不通的。近代日本基本上按福泽的路走的，它成功了。

同一时期的中国，却走了一条福泽谕吉预言走不通的路。辛亥革命以后，制度的除旧布新看起来已经没问题了，可是整个社会却陷入水深火热、军阀混战之中，打倒一个皇帝，出现无数个土皇帝。

人们在绝望的时候，梁启超发现日本人早就说出这条路走不通，才倡议新民运动，这可以说成为中国的20世纪的开始。文化立国，教育立国，我们知道，新文化运动是20世纪中国或者说现代中国的真正开端。这个开端最具标志性的事件就是蔡元培手下的北京大学变成了一所真正的大学。

蔡元培从德国回来，以柏林大学模式拿来治理北京大学，只几年时间就把它变成一所真正的大学，变成整个民族精神的摇篮，从而开创了中国的20世纪。对此，我们无论怎么高的赞美都不为过。蔡元培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真正伟大的一个人是一个新时代的旗帜。

新文化运动之后，孙中山以列宁主义模式，以三民主义的意识形态，来改组国民党，建立了黄埔军校。黄埔军校跟军阀不一样，军阀是为了地盘，为了直接利益打仗，而黄埔军校是为了一种民族主义信念而打仗，有了一个比升官发财，吃喝玩乐更高的理念，凝聚一个集体，形成一个组织，建立一种制度。蒋介石一生的权威，都来自于他是黄埔军校的校长。

所以，在中国没有大学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准大学，介于大学与军阀之间，这就是黄埔军校。

八年抗战中在大后方组建的战时大学，以西南联大为代表，也包括当时的武汉大学、中央大学、交通大学、浙江大学，这五大名牌大学共同培育了抗战中一代民族精英。这是一些真正的大学，即使处在穷山恶水间，在漏雨的平房里，在破庙里，在茶馆里，却毋庸置疑地构成世界上最一流的大学。

在破庙里，在最简陋房子里的西南联大就是世界一流的大学。国民政府无论多么腐败，但在抗战八年间，它把仅次于军费的第二大财政开支放在教育上面，比政府的行政费用都高。这是什么概念呢？国家都要完蛋了，大学还能办吗？当时有很多人说，大学就不要办了，年轻人还呆在学校干什么？赶紧打仗去，救国家去。

如果说要办大学的话，那也是化学系教造火药，物理系教造枪炮，力学系教造桥梁，外语系就培养翻译官，哲学系就培养政治教官吧。可是，当时蒋介石居然听从了少数人的意见，大学该怎么办还怎么办，在整个抗战时期，大学不仅没有萎缩，而且人数成倍增加，大批年轻人跑到大后方去上大学，巩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根基。

我可以下一个结论，中国20世纪所有的骄傲，都归结到中国能够在最绝望的时候，有很少的一些中国人，他们能够办起几所大学或准大学，支撑起整个民族的文化。

中国20世纪最大的骄傲都归结于北大、黄埔、延安，以及西南联大为代表的战时大学。而中国20世纪所有的不幸，所有的悲哀，所有的愚蠢，就在于在平常时期几乎完全没有真正的大学，没有完整人格的修养所，只有人才培训机构，只有培养工具，培养听话的螺丝钉的地方。

▋内心的崛起

如今，在我们中国一切都要有用的，大学也要有用的，所有的专业都要有用的，连人都要有用。可是，真正的大学是没有用的，因为大学是培养人的，人不是要为人所用工具，人本身就是目的。

用俗气一点的话说，人是老板，人不是人才，不是打工仔。我说的老板，是自己知道该怎么做，而且能够指导别人怎么做的人。

中国没有老板，有老板也是跟着别人跑的，最终来说仍然是人家的打工仔。所以中国今天没有在世界舞台上呼风唤雨的人物，没有领先的潮流的领域、品牌、标准。

我们用尽了资源，造成了不可挽回的环境破坏，更大的破坏是人心灵的瓦解，内心世界自信心和创造力的完全丧失，只有依附于外部智慧，去换取满足欲望膨胀所需要的消费资料，换取GDP数字的增长。

这种接轨所造成的对西方依赖的程度是惊人的。中国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在西方卖高价钱，在欧美，中国制造是低劣的代名词，你做得再好，再漂亮，你也只能卖到别人价格的一个零头。

中国必须改变这条道路，必须要有自己的大脑，自己的智慧，要有自己真正的大学。未来中国的唯一出路是文化立国。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都熟悉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路。过了N年以后，终于有一批知识分子出来说，制度建设也是关键，制度建设比经济建设更重要。然而，中国人却无法能够接受内心深处的改变，而这是一切问题的真正关键。

所以，我说中华民族的崛起取决于大学的崛起，而今天中国大学的崛起还相当遥远。怎么办，我们能做的只有自己内心的崛起，现实中没有真正的大学，但我们可以做一个真正的大学生，在自己的心灵中，在自己行动中，营造健全的大学生活。

真正的大学不在高楼大厦，不在权威讲坛，不在那些嚣张的东西，就在每个灵魂的生命里，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就是超越的对话与交流，形成一种学术氛围，一步一步蔓延，把越来越多的人包裹在其中，真正的大学就形成了，很快就会变成了一场文化运动，就会有一批真正有智慧的精英起来，整个国家就有了希望。

————————

头条号主的感悟：

这几年我陆陆续续和很多人交流，年龄跨度从85后~00后，发现很少有人活得自洽，我们在时代和环境的巨变中感到焦虑，对自己行走的道路不坚定，心中难免有不安、失控、迷茫之类的负面情绪。更糟糕的不仅是对当下感到恐慌和不满，还有我们并不知道未来怎么才能走向“自洽”，摆脱这些问题的困扰。一天天的生活，就像困兽之斗。

不过有趣的是，似乎很多矛盾是从步入社会的时候才集中爆发的。

至少对于在学生时代的很多同学而言，这些感受是陌生的。为考试焦虑，渴望家长的认同，还有多久放假，XX男生/女生喜欢/不喜欢自己的兴奋或者失落... 除了原生家庭可能存在的复杂性之外，学校能够带来的情绪影响大多可以被归类于此了。

中学时代的孩子是几乎没有选择权的，都是批量生产的好学生。

就是要努力刻苦地学习，考高分，以后读名牌大学。除此之外，最好是去竞选个班干部，做个志愿者，学点文艺特长。在这样的语境下只需要一种能力，就是「高效执行」。不需要问为什么要读名牌大学，只需要去实现这个目标就好了，因为即便想刨根问底，也不会改变答案的唯一性。到了大学，这个传统也会延续下去，如今大多数的高校，绩点还是至高无上的存在，直接影响保研，深造，各种荣誉和好处；哪怕不是以绩点为王，也总会有类似于名企暑期实习，论文发表，比赛大奖之类的有限几个目标，让所有人争相追逐。

可是步入社会之后不仅没有唯一的答案，更没有明确的实现路径。

在更大的世界里，爆炸的信息不断传送各种成功的，幸福的人生范本，或者是失败的，崩塌的悲剧故事，与此同时，每个人都在走向逐渐个性化的人生轨迹。成年后面临的社会和生活一团乱麻，曾经多年被锻炼的「高效执行」模式经常会失灵，因为执行什么，已经成了最大的灵魂拷问。不知道自己到底处在一个怎样的局里，在局中的什么位置，理想的且可实现的未来是怎样的，该如何一步步去实现。

成年后的诸多痛苦，某种程度上都可以归咎为无能狂怒。走出这些困境，是需要应对此类困境的思维能力与认知高度的。

前面提到过，学生时代几乎只需要一种思维模式，就是「高效执行」，带着这样单一的头脑进入社会后，导致以我为例的大多数人，都陷在「不自洽」的情绪漩涡中和自己不断周旋和内耗也无法挣脱。

哪怕是天才如毛泽东，在他的青年时代，也和很多年轻人一样迷茫。比如他曾经投笔从戎，想要通过浴血疆场建功立业。当了半年的兵又退出军队去上学。一会被警校的宣传吸引，一会又被制皂学校的标语打动。有的朋友推荐他去读法校，因为学校承诺三年毕业后就能当法官，另一位朋友又劝他去念商科，因为国家目前穷困潦倒，急于发展经济... 毛泽东也曾在这些选择中左右摇摆，不知道何去何从。后来他虽然选择去读了商校，但没多久又退学了，退学之后去读了湖南最负盛名的省立一中，但没多久，他又双叒退学了，因为学校教授的内容太狭隘，又规矩繁多。直到他在一师遇到了人生导师——杨昌济，毛泽东才停下了自己不断调转车头的脚步。他曾说，“我的知识，我的学问，都是在一师打下的基础。”

那么杨昌济怎样的教育，打动了如此挑剔的毛泽东呢？

我认为，正是应对复杂世界最根本的能力，哲科思维的教育。

杨昌济曾留学英、日、德三国，学贯中西，他在文中曾写道，很多学生入学之后，都急迫地想学习一些实用的技能，就像现在的PPT，excel，python一样，但其实，这是一种误区。对青年而言，首先要培养的就是哲学和科学的思维模式与看问题的视角。

「没有哲学思想的人是庸俗的」

「欲解宇宙之现象，不可不用科学之研究，欲认识宇宙之本题，则不能不依赖哲学的思考」1

杨昌济的这些教诲让毛泽东深受触动，他不仅广泛研读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尼采等哲学大家的原著，还废寝忘食、通宵达旦地将杨昌济所编译的《西洋伦理学史》逐字抄写，整整七大本。在给黎锦熙的信里，毛泽东恳言：「愚以为，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之人，改造哲学、伦理学，从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故吾以为，欲使愚人归于智，非普及哲学不可」。足以见得毛泽东对于哲学的学习是多么投入，对杨昌济的教诲又是多么深以为然。2

杨昌济的教育观点，用我的理解再来表达更具体一些，就是这个世界，我们所处的社会，其实都有一些亘古不变的底层规律和法则，那是一种不随着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天道」。

将人类社会比作精妙绝伦的游戏，那么这些天道，就是游戏规则。当一个人能够越来越多地了解「天道」，他就掌握了游戏规则，如果再勤加练习，他就可以更容易看清楚自己在更大的世界中所处的位置，能够预判事物发展的方向，从而明白自己该如何前进。

举一个觉醒年代中的例子，很多人应该都看过。第二集里，汪孟邹回忆道，自己年轻时曾想向时任安徽柏文蔚秘书长的陈独秀谋个县长的位置坐，但陈独秀却告诉他，这年月，当官是最高危，最短命的职业，那说完蛋就完蛋。如果有钱，建议他到上海去开个书社，定能谋个安稳的生活。后来，果然那些县长是死的死，逃的逃，没一个落得好下场。而汪孟邹因为听从了陈独秀的建议，在上海开了一个书社，后来还通过书社赚的钱支持了《新青年》相关的革命事业。

我不知道是否有艺术化的加工，但编剧应该想勾勒出陈独秀这样的形象：他高屋建瓴地鸟瞰了社会，具有一般人所没有的眼界与思考。当大多数人还在跟风去谋官职的时候，他已经敏锐地发现了社会的动向，那就是，当官恰恰是最差的选择，非死即伤。而基于这样的判断，陈独秀才能给出汪孟邹人生方向的建议，更是因为陈独秀非同凡响的思想和认知，他才能引领中国人“换脑子”，从一片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辟出一道光来。

对应到开篇，大家所表现出来的迷茫、不安、失控感，某种程度上，正是来自于缺乏应对复杂世界的能力。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是近百年来最为动荡的时期，社会快速的变化，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病毒席卷全球... 这种混乱和复杂，对一个人的认知能力，思维能力的要求会更加苛刻。如果可以像剧中的陈独秀那样，一眼识破问题的关键，找到错综复杂的谜题中的杠杆解，便可以消解大部分的恐惧和茫然。

读到毛泽东在一师求学的相关资料时，我恰好在b站上看了一个关于哲学的一系列课程。课程上来就介绍了为什么我们要学习哲学以及哲学研究的都是哪些问题。我当时就感到非常遗憾，如果在高中甚至初中的时候，就学习、接触和思考这些问题的话，也许我的人生就不会陷入长久的茫然无措中。

当然，这应该是我个体的问题。毕竟在学校的时候，哲学虽然不系统，也是多少有教授的，科学类的课程更是汗牛充栋。

可是不知道大家是否会有共鸣，当我们彼时学习那些课程的时候，是否真正获得了应有的思维模式，锻炼了那种高瞻远瞩，灵活地和现实相结合，从而进行思考和判断的能力呢？

我深感羞愧，这些答案，我都是否定的。很多年里面，我自诩也是读了一些书，高中的时候，这些文史哲的课程，会考都是拿了A的，可是，现在看来我其实完全是不及格的学生。当年学习那些知识的时候，大多带着功利的目的，刻意关注考点，死记硬背，老师也会不断强调哪些是考点，踩分点... 所以即便是得了高分，也只不过是记住了知识点罢了，没有锻炼思维能力，更妄论认知高度。那些人物，就像活在与当下毫不相关的侏罗纪时代里，不会和自己有什么瓜葛。更可怕的是，在我长大的那些年里，文科生似乎是低人一等的，所以很多憎恶文科的同学脑子中一定常常在质疑，学这些有什么用？就是考记忆力罢了。到了大学，很多通识课沦为大家混学分的水课，没有起到预期的教育效果。

所以这些年来，学校虽然安排了这些课程，实质的作用却更多体现在选拔而非培育。复旦大学朱学勤教授曾在文中写道「中国20世纪所有的骄傲，都归结于北大、黄埔、延安，以及西南联大为代表的战时大学。在最绝望的时候，是他们支撑起整个民族。而中国20世纪所有的不幸，所有的悲哀，所有的愚蠢，就在于在平常时期几乎完全没有真正的大学，只有人才培训机构，只有培养工具，培养听话的螺丝钉的地方。」

是的，很多年都在修习一些技法，追求一些标签和浮于表面的虚名，当来自于内心和外在诸多复杂的考验接踵而至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早已乱了阵脚，直到近期才猛然发现了救赎之法。

虽然教育体系没有提供全面深刻的哲科思维训练；我们也缺少应对这个时代的特定的哲学，千古流传的那些学说时代背景已经相去甚远，但是这几乎是必须要去修习的能力和学问。人世间的复杂，无常，甚至是残酷，不会随着任何人的主观意志而改变，能做的只有去面对，学习，不断迭代自己的能力与认知。没有定制的答案和近在咫尺的人生导师，先贤大哲的思考仍然可以借用来多维度地审视自己当下所处的环境和生活境遇，让我们飞向天空，从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从万千高手的眼眸中，俯瞰当下的局中人，找到困境的解法和属于自己的星河大海。

1 《杨昌济文集》

2 《解读青年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