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之美:汉赋的华丽篇章与艺术升华
如今的西安,汉代的首都长安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在五千年的文明中,孕育出世界上最为优美的文字,这些文字衍化出的文学作品,构架了我们民族文化的根基。先秦散文、汉赋、唐诗、宋词、明清小说,赓续出一幅幅恢弘的历史文化画卷,而其中最华美的文学体裁,以汉赋为最。
在汉赋的发展历程中,大致有三个阶段。
如今的屈原故里
其一,以屈原为代表的骚体赋:
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
这是屈原《天问》的开首句,大汉国祚之初,以屈原为代表的汉初作赋家,继承了楚辞的余绪,以极具韵律的文字描写国土的广阔,水陆物产的丰盛,宫苑建筑的华美、车马都市的繁荣,甚至上升到对宇宙人生的思考,其文字中充满了神话和想象,体现了古人朴素的唯心思想和探究世界的高雅情怀。屈原《九歌》《九辫》《天问》《离骚》都是此类,习惯于体物抒怀中追慕人在自然中的超脱,如《离骚》中名句“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唯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这种骚体赋表现出一种体物写实与人之感受相结合的审美取向,而这种创作方式,正是延续楚辞的特点,而其对仗华美的叙事方式,又向逐渐显现向汉朝中期散体大赋的过渡。
COS的司马相如和卓文君
其二,以司马相如为代表的散体赋
于是乎乃使剸诸之伦,手格此兽。楚王乃驾驯交之驷,乘雕玉之舆,靡鱼须之桡旃,曳明月之珠旗,建干将之雄戟,左乌号之雕弓,右夏服之劲箭。
这是司马相如《子虚赋》描写天子游猎的场景。西汉中期从武帝经昭帝至宣帝,是汉赋的鼎盛期,可以说是政权巩固,国力强大,疆域辽阔,封建皇权至高无上,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时候贵族阶层开始耽于声色享乐,形成奢靡的风气,诗文音律成为上至帝王下到普通士人的雅好,这种具备时代风气的大赋文学,达到顶峰之势。
大赋的特色就是铺张,形成壮阔的气势,以大量连词、对偶、排句,层层渲染,增加了文章词采的富丽,气势充沛,波澜壮阔,文字夸奇炫博。司马相如的作品确立了“劝百讽一”的赋颂传统,以歌颂王朝声威和气魄为其主要内容,这种作品很容易得到帝王或者权贵的青睐,很快吸引了几乎所有的文士为之呕心沥血,殚思竭虑,驰骋才华,据班固《汉书·艺文志》例举的有汉以来的赋作中,这一时期占绝大多数,这种华美的辞藻又极具韵律之美,再加上语句长达百句以上,正适合被宫廷乐师唱和演奏,转化为动听的音乐,确实产生了“穷山海之瑰富,尽人神之壮丽” 的艺术效果。散体赋成为了汉代中期横跨西汉和东汉文学创作的主流。
张衡蜡像
其三,以张衡为代表的小赋
游都邑以永久,无明略以佐时;徒临川以羡鱼,俟河清乎未期。
这是东汉张衡的《归田赋》中名句,东汉中叶以后,以张衡为代表的士人对政治黑暗产生了忧虑与抵触,纷纷作赋表达忧郁之感和逃离现实的渴望。
这一个时期宦官外戚争权,政治日趋腐败,加以帝王贵族奢侈成风,横征暴敛,社会动乱频仍,民生凋敝。再到后期东汉末年,更是纷乱四起,文人们失去了奋发扬厉的精神,失望、悲愤,乃至忧国忧民的情绪成为他们思想的基调,这就促使赋的题材有所扩大,赋的风格有所转变,以往散体大赋中的歌功颂德、华美景象逐渐减少,而反映社会黑暗现实,讥讽时事,抒情咏物的短篇小赋开始兴起。再如蔡邕的《述行赋》,描写自己从陈留到偃师的一段路程,所经之处历史遗迹甚多,他以赋作把自己对东汉现实政治的不满和悲愤全部寄寓在对历史的回顾与陈述中,实际上意在影射东汉时期宦官专权、矛盾尖锐的黑暗政治现状。
文学作品创作根植于社会现实的土壤,汉赋的发展跟两汉时期的历史进程密不可分,其创作风格、手法、表现方式正是社会变革的写照。
铜雀台
时间再推到三国时期,曹操统一北方,成为最大的诸侯之后,会客于铜雀台,曹植挥毫写就《铜雀台赋》,其中名句“天云垣其既立兮,家愿得而获逞。扬仁化于宇内兮,尽肃恭于上京”,即有散体赋的大气华美,又有骚体赋表达愿望的抒怀之感,曹植作为世家子弟,此赋也正是展现出曹氏家族北方已定、统一中原之决心,跟历史进程是相符的,正是“文以载道”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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