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IC导读

今年适逢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节点城市，珠海特区的发展史，可以说是一部珠海人锐意进取、敢闯敢试的奋斗史。一起来听时任珠海市委书记、市长梁广大口述历史。

2020年8月18日粤澳宣布开通横琴口岸新旅检区域，图/新华社发

1979年4月，邓小平提出，“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特区。”当谈到配套资金时，邓小平说，“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在邓小平的倡议下，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在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的厦门试办出口特区的重大决策。1980年5月，根据邓小平的提议，将“出口特区”改称为“经济特区”。

今年适逢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节点城市，珠海特区的发展史，可以说是一部珠海人锐意进取、敢闯敢试的奋斗史。

我是1983年10月来珠海工作的。刚到珠海工作，确实比较陌生。所以当时我就向市委、市政府的领导请教，再跟各个部门、几个系统的人员来谈，差不多有30次，听取他们的意见。

第一个问题，提得比较多的意见就是珠海经济特区这么小，怎么开展工作？另外，当时特区有一套人马，政府有一套人马，市委有一套人马。特区的同志是搞特区的，又不搞政府工作，市委、市政府又不能参与特区工作，时间一长，大家就互相不协调，你搞你的，我搞我的。每年为3000万元财政如何分配，争得面红耳赤。

第二个问题，是发展方针问题。有人说搞加工业收取外汇，有人说要搞好农渔业，为城市服务，为出口增加收入。

第三个问题，珠海有山有水环境好，应搞旅游业。还有的说，应该以工业为主，建成农牧渔业、旅游业、房地产业综合发展。

第四个问题，就是没有钱，希望国家给钱。但当时国家经济十分困难，为了支持特区，国家分三年给了珠海2700万元开办费。但干部还是等国家给，“等靠要”思想比较突出。

第五个问题，主要就是缺乏人才。当时的干部基本上都是搞行政、党政军工作的，但是懂经济、懂对外经贸、懂国际法的人才基本没有，怎么跟国际打交道，这些真的很难。技术人才也十分匮乏，只有农业技术人员和修造船厂技术人员。还有就是干部受“左”的影响比较大，不敢逾越半步，甚至有的同志在外商到珠海考察时，都不敢主动接触和投资洽谈。他们怎么想的呢？就是怕“运动”再来又受批斗，说谁跟资本家勾搭，真是跳进珠江都洗不清。

我刚到珠海时，珠海特区内当时只有几个工厂，有两家宾馆，还比不上南海一两个公社，跟深圳比差远了，深圳已经发展得红红火火，这里冷冷清清。我当时住在招待所，晚上吃完饭，太阳还很高我就出去到处看，基本上珠海是以渔业为主，当时市政府大楼还没有盖，那块地还种菜，晚上还有青蛙叫。我跟司机开着一部车到了水湾头，车子转弯去山坳的时候，熄了火，停在那里。这时候边防战士就冲上来，呼喝我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为什么停在这里？”司机说，“我们是市政府的，车子熄火走不动了。”边防战士打量了一下，不像是偷渡客，穿戴都很普通。他就把枪往后背，帮我们推车，后来又来了另一个哨兵帮我们推，一路大概推了有六七十米，车子才打着火，开回市政府了。

这些问题，反映珠海经济发展底子薄，基础比较落后，发展慢。

珠海发展的重大转折

当时办特区，社会议论很多。有人说，经济特区除了五星红旗是红的以外，全部变了颜色，这是比较大的一个影响；更有人说，广东个别地方走私贩私，都是改革开放办特区带来的；有些人把特区视为租界，认为没什么两样；更有些人干脆公开提出了，特区不能再办下去了，要收了，不能再放了。

就在这样的关键时刻，1984年小平同志来珠海视察。1月29日，我同市委书记吴健民一早到中山温泉接小平同志来珠海。一上车，我们就跟他汇报，他只是听，没发表任何意见，有时点下头。我们的车队沿着古鹤村、南溪村入上冲检查站，转到拱北海关口岸。这里当时都没有马路，都是以前修的小道，很窄。我们一边走一边介绍。路没建好，到处都是运输黄土的车子。摇摇晃晃才开到珠海宾馆对面的小山上。香洲毛纺厂就在那里，空气都充满油味，很难闻，但小平同志还是兴致勃勃地看。小平同志一进厂里就问厂长，这个设备从哪里来？原材料从哪里进货？销售往哪里去？黄国明就回答他的话。

参观完毛纺厂，小平同志就上了毛纺厂二楼，这里有一个电子厂，主要就搞收录机组装，当时很时尚。看完电子厂，我们就顺路到了珠海宾馆，小平同志又在那看里面的小超市，内有单车、缝纫机，包括收录机，还有电冰箱，当时都是很稀罕的产品。

看完都11点多了。小平同志到珠海宾馆的一个会议室又听我们汇报，他仍然没有说话，有时点一下头。我们提出能不能请小平同志帮我们题个字，鼓励一下我们。小平同志当时就回答好，他提起我们事先准备好的笔，就写了“珠海经济特区好”，然后落款写上时间。

我当时就在思考这句“珠海经济特区好”，确实对我们鼓舞很大，完全想不到他对珠海有如此高的评价。但是我还是感觉有些惭愧，为什么呢？我们感觉珠海特区都没有什么，没有几个企业可以去看，到处都是村庄，没有什么大的变化，所以我心想，这是鼓励我们，我们不能辜负啊，一定要名副其实。但是我又感觉呢，小平同志这个题词有非常深远的意义。事实上他用“珠海经济特区好”回答了社会上当时的种种非议，你们说不好，我说好。

珠海宾馆大门对面有一组雕塑，叫“孙悟空水帘洞”，有几个猴子在这里。小平同志借孙猴子说了一些话，他说，这个孙悟空，都没有闹起来，怎么说什么都全变了，变什么了？你看，这里还是农村嘛！杨尚昆、王震，还有我们这些人，都给这句幽默话逗得哈哈大笑。

小平同志视察珠海以后，大概3月26日，中央就在中南海召开了经济特区工作会议（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差不多开了一个星期，当时是由谷牧来主持的。会上主要领导传达了小平同志的讲话与会议精神，明确了特区是“窗口”：技术的窗口、知识的窗口、管理的窗口、对外政策的窗口。

这次会议对我启发最大的是小平同志说，这里有一个指导思想必须明确，就是特区不是收不收的问题，而是放不够的问题。所以，这个会议又明确扩大了14个沿海城市的开放，对我们的鼓舞很大，对全国的震动也很大。再有一个，是针对干部的思想提出来的。小平同志说，你们的思想要解放一点，胆子要大一点，步子要快一点；干事业一定要有一股劲，没有一股劲是不行的，没有一股劲，就干不出事业来。这些事实上是针对当时干部的思想精神状态说的，鼓舞我们放开手脚来干。

小平同志视察珠海是珠海发展的重要转折点。为什么是重要的转折点呢？珠海当时正在改革体制、调整发展思路，小平同志来了以后，整个干部思想、工作作风、经济发展都跟过去完全不同，珠海处于大发展的时期。珠海的干部特别振奋，按照小平同志说的，要有一股劲，要有一股敢于“冒”的精神，加快体制等各方面的改革。

第一个是撤销特区过去的管理体制，把特区跟市政府的体制统一起来，该归口的归口，该合并的合并，该独立的独立，该撤销的撤销。特区就留一个特区办，其他都由市委、市政府统一领导，不能靠少数人来办特区，大家一起来办特区。

第二个是解决发展方针问题。过去一些人和专家提了不少发展方针的问题，争论不下，后来决定按照中央试办特区的要求，还是以工业为主，农牧、渔业、贸易、商业、房地产业、旅游业综合发展。坚持以工业为主，综合发展这个方针，不能再争了。1984年，我们建的第一个工业区就是南山工业区，半年时间建起40多万平方米的标准厂房。我们引进的项目近九成都是工业，工业总产值就超过过去的农渔工业的产值，改变了珠海的经济结构，而且所有行业都蓬勃发展，工农业总产值比1983年增长了近3倍，1985年又比1983年翻了两番。《人民日报》有篇报道称我们创造了跟深圳速度相媲美的“南山速度”。我们的发展速度确实非常快，都是百分之三四十的增长速度，特区发展的面貌改变了。

第三个是规划问题。我们原有的特区范围小，建一条路这段是特区，那一段又不属于特区，这很难处理，所以我们把特区内跟特区外一大片统筹连在一起规划。

第四个是解决资金问题。要靠利用外资，利用银行资金，自己承担发展责任，不能依靠国家，国家当时也十分困难。要按照小平同志说的“杀出一条血路来”，自己搞。1984年我们向珠海的几个银行借钱，银行的钱都被我们借光了。因为当时珠海人少，又没有多少家企业到银行存钱，所以存款少，有存款才有贷款，没有存款，就没有钱可以贷。所以有些行长知道我去找他了，第一次见到他，他可以借出一点钱来支持特区建设，经常向他们借钱，他们也实在借不出来。所以我有时打电话去银行，行长都不敢接。但是有时逼得没有办法了，我就到银行登门拜访。行长们都说：“市长，我真的没有钱了，银行的钱都给你借得差不多了，我连日常正常应付存款客户支出都很紧。”所以，我很理解他们的难处。

后来我就跟市委书记方苞商量，我要把珠海五大银行的行长，全都带到北京去借钱。他赞同了这个做法。于是我们一行人就去了北京，一个又一个银行去借钱，先到中国人民银行、工行、农行、建行借了接近4亿元，后来又通过我们驻澳门、香港的珠光公司，借了3000万美元。这就解决了资金开发建设的难题。

1984年这一年，珠海的固定资产投资就是特区前三年的总和，珠海到处都是灯火通明，到处都是建房子、建工厂的打桩机、吊机，到处都能见到工地，建设气氛红红火火。然后我们就去香港招商引资，开招商会议。

还有就是引进人才，引进各类技术人才、法律人才，懂管理的、懂经济的人才。组织工作组到各大城市去招聘，很多人都涌来了，浩浩荡荡，但他们来后没地方住啊，搞得束手无策，就先把政府准备搞招商引资的厂房改成宿舍来供他们住宿。我们吸取这次招聘人才的教训，认识到不能由政府统一招聘，后来实行办什么企业，就招聘什么人才，甚至你来办企业，我跟你合作，这样就解决了人才问题。

跳出珠海论珠海

1984~1988年，珠海的发展一直很快，以外向型经济为主，有着以电子、电器、精密机械、医药为主的工业基础，全市引进国外的先进生产设备和生产线共3万多台（套），引进的技术和设备达到3亿美元，合同利用外资21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7亿多美元。到珠海投资的有美国、日本、加拿大、比利时、瑞士、澳大利亚以及我国的港澳台共20多个国家和地区。1988年全市外贸出口比1979年增长51.3倍，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相当于特区创办前9年的总和。

1986年，国家进行宏观调控，国务院召开特区工作会议，讲为什么要进行经济调整，要压基建。后来国家又召开各省省长会议，要继续基建，珠海投资总额从17个亿压到13个亿，后来又压到9个亿。就在这个宏观调控的时间，我们不能不考虑，珠海经济特区关系到国家，关系到大局，珠海这样建设下去，能不能建好？能不能完成国家给我们试办经济特区的重任？1987年，我们在综合分析研究国内外重点城市的发展规律之后就发现，一个城市要兴旺发达无外乎要具备航运、空运、电力、供水、陆路交通、金融中心、商业中心、旅游中心等这些重要功能，这决定一个地区的命运，决定将来。

于是在1987年的时候，我们把几套班子、各部委办人员集中在望海楼开会，要统一思想解决这些根本问题，提出要跳出珠海论珠海，不能以珠海来论珠海。我说珠海是国家的特区，不是珠海的特区，要想大局，就要建设大西区。当时很多人议论，说特区范围内都没有建设好，你又跑到西区去了，要花多少钱啊？投这么多钱下去，能不能回收啊？承受得起吗？所以一开始一些同志不同意往西部发展。

1988年我们再组织几套班子和各部委办人员去考察调研西部环境，考察后又开了第二次会议，根据一些同志的思想情况，我们又提出要“抢占发展制高点”。把全市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统一规划和开发，决定开发大西部的同时，东部也要继续发展招商引资搞建设，提出了建大港口、机场、能源基地、水厂、铁路和东部伶仃洋大桥等工程。

珠海经济特区，为什么敢搞这几大命运工程？那时候就是一个省要搞这些工程，都被人说是天方夜谭，何况是珠海这个特区。但我们围垦的几十万亩土地是非常珍贵的资源，价值很大，这让我们有了底气。我们要把有限的资金和资源放到决定今后更大发展这方面来。

我们市委班子统一思想，对整个珠海就实行城乡统一规划，规划五大功能区以后，重点放在西部，一次次绕着珠海海岸线找大电厂、大港口的选址，最终发现高栏群岛是最理想的、最适合建国际大港口、大能源基地和重工业基地的地方。通过专家调研，利用原来的三灶旧机场建设国际机场，在西部建设水厂。我们同时又开始建设横跨珠海东西部的珠海大道，要把特区跟西部的港口、机场、能源基地连到一起。这条路建在原来是一片海水海滩，到处是小河涌的坑坑上面，还要建跨过磨刀门、虎跳门、鸡啼门、泥湾门等的出海口大桥，最大的是唐刀门大桥。1993年建好，60多公里长的珠海大道全线通车。珠海大道的规划设计是双向16车道，先建8车道通车。

为什么要建伶仃洋大桥呢？伶仃洋大桥是我们20世纪80年代初就提出来的设想，这个大桥对我们非常重要。我来珠海几年后发现，很多货物进出口非靠香港不可，特别是我们的集装箱，要运到香港，当时很难。从珠海运集装箱到香港，经过差不多七个摆渡。一个集装箱运到香港的费用是四五千港元，这是约束珠海经济发展的一个大难题。

1984年后我们一直思考这个问题，怎样缩短香港与珠海的距离，使香港和世界各国各地区企业家来珠海办企业更方便，成本更低。后来就想，能不能干脆就把码头直接建到内伶仃岛，对面就是香港，所以我们最后决定建大桥，大桥名称就叫伶仃洋大桥，30多公里长，通过淇澳岛、内伶仃岛连香港直接进入香港集装箱码头和香港九龙城区了。另一面再到深圳，又方便并直接连东部沿海高速公路，珠海这边通过珠海凤凰山隧道，到珠海前山，入南屏山边往珠海澳门交界茂盛围处入澳门，当时是封闭式双向车隧道，十分方便。进入珠海后往西直通西部沿海高速公路，往北直通京珠高速公路。

所以我们从1988年研究决定，在1989年外商投资春节联谊会上第一次提出要建伶仃洋大桥，然后就请省有关部门、国家有关部门和国内外建桥专家一起搞规划勘探论证多次，市委还组织去日本、美国、澳大利亚、丹麦等国家考察跨海大桥建设情况。国务院和国家有关部委、广东省几任领导都支持这个方案，1997年底，国务院正式批准伶仃洋大桥建设立项。

1992年小平同志第二次视察珠海对我们影响更大，一下子让我们安心了，突破了思想上的精神枷锁。过去几十年争论不休的姓“社”姓“资”等问题得到了解决。珠海通过学习，也放开手脚大干起来，外商纷纷进来，好几家世界500强企业当时就参与进来。国内很多机构和企业跟我们合作。我们继续坚持原有的战略规划，坚定不移地抢占珠海经济发展的制高点，建设好港口、机场、铁路、大能源基地、大水厂，还有伶仃洋大桥这些关系到整个珠海的命运工程。我记得，当时珠海的经济社会发展在国家小康社会指标考核里排在全国前列了。

珠海创立科技重奖也是影响很大。小平同志参观考察亚仿公司那天，在车上，我向小平同志汇报，珠海准备在1992年3月召开推动科技进步大会，重重奖赏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小平同志听了之后当时就举起右手大说：“我赞成。”所以我们就举办了科学技术重奖大会。当时广东省省长叶选平也参加了这个大会。他就说，科技重奖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啊，就要在科技体制里来个突破。

这个大会在全国引起很大的轰动，也在国际上产生影响，国内外很多带着项目的科技人员来珠海，我记得当时引进了有四五万人才，为珠海的高科技经济发展增加了很多的科技人才。

实践中奠定珠海特色发展道路

珠海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走过一条跟别的城市“不一样的道路”，这条道路总体来说是生态文明的道路。是怎么来、怎么做的呢？

第一，“第一桶金”。

在珠海禁止引进一切有污染的企业和项目，后来有人批评我丢掉经济发展“第一桶金”，实际上，我不仅没丢掉，还保护了珠海的“第一桶金”。

1985年，珠海颁布环境保护“八个不准”的规定，明确不准在山坡25米等高线以上兴建建筑物，不准在沿河纵深60米、沿海纵深80~100米的范围内兴建任何建筑物等。为什么要这么严格保护环境？我到了珠海发现很多地方炸山取石，板樟山隧道南面原来就是一个大采石场，补偿停后，用了很长时间进行绿化才有今天这般景象。所以珠海很早就不准开山取石，市区禁止有大烟囱工业和污染项目。

此外，还有个台湾的纺织厂，当时已经签了合同，选址在横琴。但是我一看设计图纸，又有两条一两百米高的大烟囱，而且还带有印染，又没有污水处理设施，我就坚决不同意。如果同意，不仅整个横琴环境要被破坏，甚至连澳门都会受影响。有不少同志说我们在环境保护问题上抓得太死。确实，我们需要加快建设，但是不能以破坏环境为代价，否则无论付出多少努力都难以弥补。

当时还禁止摩托车上牌，也禁止达不到国家尾气排放标准的汽车上牌等。这就限制了很多投资项目，包括国内外的，还有我们自己招商引资来的一些重点项目，这就遭到不少非议，但是我还是坚持先用政府规章管理，后来特区有了立法权后就把这些规章管理转为正式法规。

有很多地方把最好、风景最美的地方批给开发商，珠海就禁止，珠海把最好、最美的海岸线、河流两岸都留给老百姓，这些地方不允许建任何建筑物和构筑物，也不允许任何单位占有，要把一个广阔的空间，每一片海域留给人民共享。就是我们先用规章管理，再用立法权保护。这样做，广大人民群众是拥护的。不能只看到眼前的经济利益，就不考虑人民的公共利益、长远利益。

第二，珠海模式的土地管理实行“五个统一”。

1985年初，我们提出对土地实行“五个统一”，1987年9月市委、市政府成立土地管理体制改革领导小组，把全市土地（除粮食保护用地，以及每条村预留的部分让农民今后由于工业发展无田耕时还可以办工业、第三产业的土地，和每户预留给后代用于建房的土地外）统征起来管理，实行全市统一。土地一定要用“统一规划、统一征用、统一开发、统一出让和统一管理”来执行。后来珠海有了立法权把“五个统一”立了法。“五个统一”保护了国家和农民的利益，同时也确保了珠海的城市规划和环境保护。因为开放不久，农民对土地价值没有认识，土地征用很容易，任何单位、任何个人都可以直接征用，国外国内有钱的部门和企业就随意圈地，一圈就是圈一大片土地，乱开发，赚了钱又不给政府缴税。我们后来制定了一系列规范文件，包括土地补偿、集体土地、村民宅基地和生产生活用地、怎么签订土地征用协议等。

我们按照“五个统一”先从上冲那边开始搞统征试点，1988年底，完成特区内土地统征。1992年6月，我们完成了西部全市土地统征，凡是粮食保护区的地，政府就不得征用。土地如果不统一起来，整体规划就不容易落实。我们对珠海的土地有大的规划，明确了功能，明确了定位，就不会出现乱建乱盖的行为了。

统征之后就是统一开发，统一开发主要是先搞“七通一平”，把“毛地”变宝地，把低值土地升值，再统一出让回收本金，回收本金再投入基础设施建设，不断逐步走向良性循环。当时国务院在珠海开了两次全国性的省长会议推广珠海土地管理经验，邹家华副总理说这是土地管理的“珠海模式”。

第三，经济与人口发展相适应。

我们坚持经济发展与人口发展相适应的理念，早就制定了人口管理规定，实事求是看城市经济发展决定人口，不以人口决定城市规模。一方面不能急躁地放任大量人口进入特区，不让人口的增长速度一下子超越经济的发展速度。人口多了，经济又没有发展，你怎么解决就业、食宿、读书等问题呢？所以我们非常明确经济发展与人口发展一定要相适应。一方面我们规定区域平均每平方公里8000人，不要超过1万人，也不能建过多的高楼大厦，一定要适当发展。另一方面，凡是技术人员、科技人员，到珠海没有限制，这些人才越多越好。这就是说，我们要提高人口的素质，调整和优化人口的结构。我们看到国内外一些大城市就是这样的，人多不一定兴旺，甚至会带来很多社会问题。因此，不管外界有怎样的反对意见，我们都坚持比较严格地控制人口。

第四，养老保险起步早，底子厚。

1985年起，珠海市就全面推进社会保障工作，成立了社会劳动保险公司，全市初步形成社会保险工作要求。1992年，我们起草并多次修改完善了《珠海市社会保险暂行办法》（简称《办法》）。这个《办法》上报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也引起多方高度的关注，省人大常委会在半年之内，多次来珠海调研修改这个《办法》。1993年11月16日，广东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广东省珠海经济特区职工社会保险条例》。这部法规的实施，表明珠海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工作走在全国的前列。

如今，我们长期建立的社会保障体系已经比较完善了。

《口述改革历史》

迟福林主编

广东经济出版社，2019年8月出版

本书以口述史的形式，选取了90多位改革开放进程中的改革决策者、知名改革专家和基层实践者的访谈，围绕70多个改革事件，较为客观地记录了改革开放40年来珍贵的改革历史。全书分为上、中、下3册，共9个部分，分别为思想解放、农村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企业改革、城市改革、财税金融体制改革、社会和文化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与民主法治建设等。以独特的视角和叙事方式，展现改革开放辉煌成就。

本文来源：财经国家周刊，摘编自《口述改革历史》（下），以口述史的形式，讲述珠海经济特区建设初期的发展历程。

口述者：梁广大，时任珠海市委书记、市长

“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1979年4月，邓小平提出，“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特区。”当谈到配套资金时，邓小平说，“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40年后，习近平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风雨无阻的精神状态，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在更高起点上推进改革开放，推动经济特区工作开创新局面，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就已经作出了中国要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但真正开始试办经济特区，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应该是从1979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中发〔1979〕50号）（下称“50号文件”）正式下发算起。

“50号文件”是根据1979年4月，邓小平在同习仲勋、杨尚昆的一次谈话中提出的“利用沿海有利条件，创办特区”的意见起草的。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的对外经济活动给以更多的自主权，以充分发挥两省的优越条件，扩大对外贸易，抓紧当前有利的国际条件，先走一步，把经济尽快搞上去；原则上同意两省试行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大包干的经济管理办法，在计划、物资供应、物价政策等方面也实行新的经济体制和灵活政策；先在深圳、珠海两市划出部分地区试办出口特区，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特区。因为当时国家外汇特别紧张，全国的外汇储备就几十个亿，国家实行对外开放以后需要进口大量的东西，要花很多外汇，因此要试办经济特区促进出口。

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正式下发。

虽然“50号文件”中指出要先在深圳和珠海试办出口特区，待取得经验、条件成熟的时候，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试办出口特区，但实际上1980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的批示》（中发〔1980〕41号）（下称“41号文件”）下发就已经明确指出要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地方试办经济特区。

“41号文件”一方面指出一年来的实践证明，中央决定广东、福建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是正确的。两省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不但有利于加快两省经济的发展，而且有利于促进全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另一方面还明确提出了决定在广东省的深圳市、珠海市、汕头市和福建省的厦门市各划出一定范围的区域，试办经济特区，实行经济开放政策，吸引侨商、外商投资办厂，或同他们合办企业，引进先进技术，发展对外贸易。这份文件的下发，正式将“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

在党的十二大召开之前，建设经济特区这项工作是由国家进出口委和国家外资委设立的局级单位特区工作组具体实施的。这个特区工作组一共就8个人。1982年国务院机构改革之后，外资委和进出口委被撤销，特区工作组就被划转给国务院办公厅，由国务院办公厅直接管理，单位名称和人员编制不变。当时中央负责这块工作的是谷牧同志。

1984年3月2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在北京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会议决定进一步在沿海开放14个港口城市，作为中国实行对外开放的一个新的重要步骤。我们的工作量增加了，工作联系的地方也增加了，特区组的8个人就不够了。因此国务院同意扩充人员，并把特区组提升为国务院副部级的办事机构，名称改为国务院特区办公室，由谷牧同志直接领导特区办。

1984年4月6日，邓小平、李先念同志在北京中南海会见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联合召开的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的全体同志。

当时谷牧同志就说，我们还是要精简机构，虽然工作很重要，任务也很重，但是人员不能太多，不要超过40个。他要求我们深入调查研究，充分听取特区的意见要求，冲破思想意识上的阻力，为打破旧的体制去呼喊。他严格要求特区办人员不许在特区买东西，特别不允许买进口商品。他对自己要求也很严格，以身作则。我听他们讲过，过去特区还比较落后，谷牧同志去考察工作，那会儿正是南方最热的时候，又没有空调，实在热得睡不着觉，只好在床底放几块冰块降温，他自己还开玩笑说这是“冰镇谷牧”。他当时岁数也不小了，还经常到第一线去考察、调研，从他身上我们学到了老一辈革命家的优秀品质，他在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上功不可没。我们对他非常敬重。

我们对特区前十年的发展有一个大体上的划分：1979-1982年是试办阶段；1983-1985年是建设阶段，就是基础设施建设阶段；1985-1989年是特区的发展阶段。其中深圳特区的建设是最令人关注的，中国对外开放使国外都很震惊。所以小平同志讲特区是“四个窗口”：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对外开放的窗口。

我们后来对特区的作用又加了“两个扇面”：一个是向外辐射的扇面；一个是向内辐射的扇面。“四个窗口”和“两个扇面”的作用已经开始在发挥，尤其是国外，非常关注中国经济特区的建设。特区建设也是在中央方针政策的引导之下，以及国务院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之下取得的成绩。

实际上特区建设最大的特点是国家只给政策不给钱，包括深圳特区基本建设前5年已经投入将近上百亿元，1987年底已经达到103亿元，但是这103亿元中，国家主要给政策，在资金方面真正投入的只有2.8亿元，包括水、电、路等。这2.8亿元是怎么构成呢？实际上就只有两个项目。

一个就是“二线”，也叫特区管理线，刚开始深圳特区划的范围是327.5平方公里，深圳整个面积是2020平方公里，在深圳特区内特殊政策不可能覆盖到其他的地方，过去出现很多问题，包括走私、贩私等，中央早就已经考虑到了，因此刚开始就决定要把特区和非特区隔开。这隔开非同小可，特区管理线83公里长，有6个大的通道和29个小的通道，都由海关和武警管理。刚开始的时候，进深圳特区是要边防通行证的，我们去了也一样要有边防通行证才能进到特区。“二线”主要管理的还是货物，因为实行特殊政策当中有一条就是特区自用的生产原材料都是免税的，但是出特区到其他地方去是要补税的。发展到最后，在特区内自用的市场物资是半税（所谓市场物资，实际上很多都是生活物资），这个管理起来难度就很大，因此从刚开始就管理很严。这条线大概真正投入的资金是1.3亿元，这是国家投资的一部分。

还有1.5亿元投资也是和对外开放密切联系的，用于回购由港商投资建设的海关边防的联检大楼。当时深圳的基本建设投资，政府和企业自筹的大概占1/3，银行贷款大概占1/3，还有很大部分是利用外资。海关边防的联检大楼一开始是由港商胡应湘投资，设施很好，很高档。刚开始这也属于基础设施建设，但是因为所有权归他，海关边防，包括商检卫检、联检大楼里的所有机关都要受制约，后来中央决定收购，国家把钱全部还给这位港商，建楼大概花了1.5亿元。

因此国家花钱在深圳建设的这两个项目的资金，就占了约2%的比例，其他建设资金要么是借来的，要么是利用外资，还有就是我们自己的银行以及企业和政府自筹的。1979年，面积为327.5平方公里的深圳特区的地区生产总值大概就2个亿吧，其中1.2亿元实际上是农业生产总值，因为那时候的深圳基本上是一个渔村。还有一部分就是商业，工业占的比例非常小。到了1987年底，深圳地区生产总值已经超过50亿元，年均增长速度大概是47%，每年都是以这个速度递增，发展非常快。因为国家相关的政策到位，利用外资、吸引外资的项目很多。

深圳经济特区的发展最初都是以出口为主，最早实际上主要是靠中外合资企业、外商独资企业的出口，因为国内没有这么多高档的产品可以出口赚外汇，实际上就是靠引进一些生产线，简单加工组装一下，跟来料加工的性质是一样的，这种简单出口组装出口量很大，但赚钱却不多，对我们来说收益并不大，而且带来很多弊病。到1982年上半年，中央有一个紧急通知，就是打击经济领域中的违法犯罪活动，最突出的问题就是走私、贩私。当时很多人大量从内地收购东西然后出口，出口可以退税，外汇还可以留成，扰乱了经济秩序。几个经济特区都有这样的情况出现，有些地方的走私就更严重了，像汕头走私就是蚂蚁搬家似的，小船靠到沿海就把货物送过来，逃避海关的管理。所以中央下大决心遏制经济领域当中的这些不良行为，使经济特区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

可停泊5000吨货船的广东深圳经济特区蛇口工业区顺岸式码头（1984年10月摄），图/新华社发

深圳、汕头走私的事件出现后，大家对特区争议挺大。刚开始的时候中央的决心是很明确的，但是对办特区，一些同志实际上是不太理解的，甚至也有些担心，老同志担心就更明显，说这是资本主义。

这里还涉及一个对特区的管理问题。当时对特区的“管”和“放”这个度怎么把握呢？首先就是要有一个大的原则。当时国务院领导同志在一次会上讲，我们办的特区叫作经济特区，不是政治特区，特区虽然在对外经济工作当中有很多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但是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这点什么时候都不能变，这个大的原则是确定的。1980年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施行《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这个条例从法律上确定了特区的性质、特区所要坚持的原则和特区实行国家各个方面法律法规的原则，在这些方面不能有任何的特殊，特殊的只是经济政策和经济体制，当时我们叫作特事特办、新事新办。因此特区在前10年没有发生什么重大的政治问题。所以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虽然不断有不同的声音出现，但中央还是一直坚持这个政策。

我国走的是一条与其他国家不太一样的道路，中国有很多自己的具体情况，在这过程当中方向是明确的，随时出现的问题是我们不可能预见到的。在出现问题的时候，党中央、国务院还是下决心坚持对外开放的政策不变，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加强管理。对外开放不仅使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了很大变化，实际上也培育了很大一批干部和管理人才。有些人虽然在这过程当中没有经受住考验，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真正走过来的人信念就更加坚定了，方向更加明确了，特区的发展实际上是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

特区在建立之初，实行很多特殊政策，渐渐地我们对外开放的面覆盖到全国。我们之所以从点到面发展、推进，实际上就是为了带动全国。现在经济特区的名义还在，但是历史使命、功能发挥，应该说基本上都已经完成。

当时特区叫“改革开放的排头兵”，排头兵就是带队，让大家跟着走，但是在这过程中有的地方比特区跑得还要快，所以说所有的事情还是得用辩证的方法来看，不能永远不变。特区在我们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当中的作用是不可忽略的。

当然，现在的深圳发展又到了另外一个阶段。深圳毗邻香港，在引进技术、引进管理、引进资金的过程当中，大部分用的是香港的东西，但是香港并不能完全代表先进发达国家的水平，不可能长久。后来深圳在转型过程当中，谷牧同志曾带了24个部委的领导去深圳开会，确定了“外引内联”的方针，“内联”就是利用我们国家的技术、人才到深圳去建企业，以这种内联企业为基础，然后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发展深圳经济特区。中央这个决策对深圳的工业发展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深圳的工业很快就发展起来了。现在深圳实际上应该是以科技创新为主，目前在国家创新战略中处于领先的地位。

应该说特区的功能和作用是作为窗口，让世界了解了中国。建特区的目的就是在合作的过程中让我们通过引进外资、引进管理、引进外国的经验，让国际上很多国家、很多人了解中国，看到中国的发展，看到中国很多现象跟国际上没有很大的差别。这样融入世界这个大家庭当中去，才可能受到国际信任、认可，经济特区的作用才能发挥出来，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总之，经济特区是世界进一步认识和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见证。

本文来源：财经国家周刊，摘编自《口述改革历史》（下），以口述史的形式，讲述经济特区建设初期的创业历程。

口述者：金德本，原国务院体改办经济特区和开放司司长、国务院特区办经济特区司副司长

微信编辑：张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