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看点：古代对于钓鱼的隐喻，明着说鱼，其实说人，中国语言博大精深！

“士”指从先秦到晚清两千多年间，中国古代作为“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阶层。士阶层随历史发展而以不同面貌出现，士在先秦为游士，秦汉以后为士大夫。古代士人既肩负辅君理政的政治任务，也肩负文脉传承的精神使命。在双重使命重压之下，士必须展示足够的坚韧和担当，但在封建制度管控和束缚下，依附在皇权体制下的古代士阶层虽有忍辱和服从的“臣妾”心态，但作为士大夫精神的担当者，士阶层身上最为闪光之处便是即使微弱也可以烛人之路的独立人格。

“士”

垂钓是古代士人重要休闲、交际活动之一，梳理垂钓相关文献资料可见，古代士人在评说体认垂钓活动的文字叙述中，常以隐喻的表达手法，通过切换钓者、鱼儿和渔父等不同主体，巧妙表达古代士人一定程度上反客为主、坚持操守和情智兼备的人格魅力与精神追求。

古人垂钓

一、钓者隐喻

将古代的士可以看做为西方语言传统中的知识分子，会遇到一个棘手问题，即士在“君为臣纲”儒家伦理体系中，如何体现其独立精神与独立人格。既然在君面前，臣子地位如妾般卑贱，要时刻展现其隐忍服从的“臣妾”心理，士的独立精神和独立人格则以何种形式体现？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传统垂钓活动，恰在体现士阶层独立人格方面，展现出重要文化价值和意义。

君臣

首先集中关注钓者形象，考查在垂钓活动中，士人如何通过刻画钓者形象，隐喻地化客为主、展示精神独立。在君臣关系上，臣通常被动被君选择和任用。但此模式在姜尚和文王交往过程中被打破，姜尚由此开创士阶层“贤臣择明主而仕”的主动择君济世模式。姜尚在择君过程中，有意识地通过垂钓观察和等待，考查君王是否可堪效命。仅一“观”字，便展现了臣的主动性。臣成为执竿钓者，而君则成为钓者要捕获的鱼。士人立功名所依托的工具，自然是赏识自己的君王。而在博取赏识过程中，士人并非仅处于消极被动境地，因姜太公开启垂钓模式，可通过更高境界的钓法反客为主地影响君王。

姜子牙

二、鱼儿隐喻

与古代士人中终身默默无闻、有志不获骋的庞大群体相比，姜尚相对幸运，通常难得有士人能在暮年获得如此宝贵机会，凭借直钩垂钓的行为艺术，让君王主动发现自己。更多情况下，古代士人皆被动接受君王选择。而当君王作为钓者，以功名利禄为饵投入士人群体，士人如像鱼儿一般不顾一切地争抢时，便与士的理想追求拉开距离。与之相类，士阶层何尝不是？士虽以道为目标，注重对源于生命自觉意识的“名”的追求，但亦常因贪图利禄而搭上性命。而士人若均如鳏鱼般忘我追逐，则无形象可言。

鱼儿挣食

何况从士的角度而言，皆争抢“饵料”，则均无安全感。此时，钓者因捕获你而得意；彼时，再被捕获者若胜于汝，汝即可能被弃。道家从垂钓经验中得出结论，要顺应自然，要无我。本来鱼儿茫然无知地在江湖中游弋，突然水面荡起波纹，有鱼饵投下，感慨此为天赐之食，终因迎上咬饵而毙命。因此，不知“无我”之理而去追求大道，其结果便如同鱼儿一样。若人人均效道家之法，完全超然世外，亦不会有士人“兼济天下”的使命意识和弘毅精神。士人最闪光之处恰是其强烈的“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政治参与意识。但从义利辨析角度而言，士的被动角色，拿人俸禄为人分忧的从属地位，如无法得到正面合理阐释，其魅力注定失色。事实上，古代士人常以鱼儿自喻，直接表达希望得到赏识和任用的迫切心情。

古人科考

三、渔父隐喻

渔父从职业角度而言，原指主要以网捕形式从事渔业生产的人，其生活简单而辛苦。从先秦早期文献记载中，开始出现一类文人创作、明显有假托意味、以持竿垂钓为代表且具较高精神境界的渔父形象，以隐喻形式表达古代文人仕宦追求中的种种感慨，并逐渐走向文人化和意境化的发展路线。作为中国古代文史资料中频繁出现的形象，渔父身上寄托的思想意蕴相当复杂，其内涵随时代发展有所变化。从渔父形象演变入手，能透视古代士人心态变化。

渔夫

从庄子开始，假托的渔父形象开始进入古代士人叙事和抒情传统中。但《庄子》塑造的渔父，其本质特点并非隐逸者，而是有道者、至德者和道家思想的布道者，因此，庄子笔下渔父形象因其代表的价值观过于极端，脱离人间烟火，常被视为理想生活样态，无法解决士人现实矛盾与困境。庄子和屈原笔下渔父多为世外之人，仅能与士人作精神层面交流。

而伍子胥遇到的渔父，已进入实践领域，能够临危不乱、见机行事，帮助士人摆脱现实危机。故事末尾，渔父甚至以覆船自沉方式打消伍子胥顾虑，其刚烈与伍子胥多疑形成鲜明对比。从上船、吃饭到藏酒罐，伍子胥处处小心、时时多疑，展现出古代士人最真实的性格弱点。

屈原与渔夫（现代雕塑）

归结起来，其中原因“大概有两个，一是出于审美观照的要求，二是由于传统垂钓情结对文人心态的一种映照”。古人作品中故意创设的渔父形象，与姜子牙、严光一类历史人物在特定时期表现的渔父有别，其存在价值主要体现在对士出路的指引和价值评判方面。

总结：

古代士人代表儒家入世文化，以实现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为人生使命，但现实世界中，理想和命运并非一介书生所能把握。当人生困顿时，在古代文人会在与渔父的对话中，反思自我理想与追求，并将其与现实、超然的世界观比较，从而排遣和抒发情感。古代垂钓相关史料中，常见以上三种类型渔父形象：一是高蹈独立的真人，如庄子所遇渔父；二是顺势而为的智者，如屈原所遇渔父；三是仗义相助的侠士，如伍子胥所遇渔父。三类渔父的创设，借助隐喻的表达方式，不但充分拓展垂钓精神内涵，且能一定程度阐发中国古代士人所处困境、心态及出路，为全面透视古代士人文化精神提供了重要切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