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阳教案最近被炒得沸沸扬扬。对于某些人的恶行、教会的邪恶、凶残、虚伪和丑陋，我们自然需要大力谴责；对金庸祖父查文清的侠行，我们也要大力表彰；除此之外，我们也不应该忘记王人堪，除了佩服他关爱百姓的仁行之外，对于他如何机智处理丹阳教案，我们也可以重点关注一下，甚至去学一手。

客观地说，在当时中国已沦为半殖民地的情况下，一个官员可以爱国爱民，但也要尽量避免激怒列强，否则列强报复起来，在中国国力衰弱的情况下，最终还是百姓遭殃。

而要面面俱到地处理好丹阳教案，其实是不容易的；像曾国藩，贵为一代公爵，中兴名臣，直隶总督，最后也没处理好天津教案，不但自己委屈求全，还要被百姓辱骂。

天津教堂

这方面王仁堪的做法就显示出了高度的智慧，不但回护了百姓，列强也没有意见。

王仁堪（1849—1893），字可庄，福建闽县人。光绪三年（1877年）殿试一甲第一名进士，授翰林院修撰。历官提督山西学政与典掌贵州、江南、广东乡试，入直南书房，充国史馆协修官、会典馆纂修官、绘图处总纂等职。因直言劝谏、性格耿直，光绪十六年（1890年）底被外放镇江知府，光绪十七年（1891年）三月接印视事。光绪十九年（1893年）七月调任苏州知府，十月卒于任。

王仁堪书法

所谓教案，是指鸦片战争以后传教士、教民与不信教平民之间发生的民事和刑事案件。１９世纪下半叶是中国基督教历史上教案发生最多的时期。“共发生大、小教案400余起”，如果将时间下限推迟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前夕，“大小教案的总数多达1600余起”。由此可见当时教案发生之频繁。

发生教案，要由官府审办。在封建社会，行政与司法不分，各级地方行政主官同时也是司法官员，承担着升堂问案的重要职责。时任直隶总督曾国藩曾说：“直隶日行公事，讼案居十之七八，他件不过十之二三。”

晚清时期，教案频发，审断教案成为地方官员的一项重要工作。

王仁堪在担任镇江知府之初，顺利审转发生在属县丹阳的教案。在呈报上司的禀文中，他就处理教案的方法、预防教案发生的措施等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其中颇显智慧。

知府复审丹阳教案

光绪十六年（1890年）底，京官王仁堪被外放镇江知府，次年三月到镇江接印视事。到任伊始，镇江府属县丹阳发生民众烧毁基督教堂的涉教案件，是为丹阳教案。丹阳教案引起中外高度关注，形势异常严峻。王仁堪协调上下，综合施策，使丹阳教案得以顺利处理。《清史稿》因此将其列入《循吏传》。清代入选《清史稿·循吏传》者一般须为四品以上官员，以此推知，知府是没有资格入选《清史稿·循吏传》的。但是，晚清社会动荡，入选者亦不全如例法，这种表彰“旷典日致猥滥，仁堪为不愧云”。

王仁堪在镇江知府任上共两年零四个月。在这短短的两年多时间内，他平教案、赈灾民、修水利、创社钱、兴社学、清积案，政绩卓著，士民感戴，廉能风采轰动一时。后调任苏州知府三月而卒，“时论惜之”。镇江绅民胪列其在镇政绩，赞扬他“视民事如家事，一以扶植善类、培养元气为任，卓然有古循吏风”，吁请督抚上达天听。光绪帝颁下诏书，允交国史馆立传，以表彰王仁堪突出的廉能政绩。

而在王仁堪短暂的官场生涯中，其高光时刻无疑就是机智处理丹阳教案。

丹阳教案发生

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与列强各国签订不平等条约，在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的同时，被迫对基督教解禁，传教士蜂拥而至，在各地开设教堂，传播教义。由于部分传教士成为列强侵略中国的工具，加上中西文化的巨大差异，晚清时期教案频发，形成民众反洋教斗争浪潮。

晚清教案发展过程大致分为开始、发展、深入、高潮、余波５个阶段。丹阳教案发生在1884年至1894年的深入阶段，这一阶段，“秘密会社开始在某些反洋教斗争中起领导作用”。这个特点长江流域尤为明显，丹阳教案处理过程亦深受影响。

光绪十七年（1891年）3月25日，驻扎丹阳的汛兵军官因前有谣言说百姓欲冲击教堂，故到教堂查看实情。看热闹的民众十余人被拒绝入内，此后他们在教堂房后的桑园内发现数十具残破死婴尸体，民众推测教士杀害我国婴儿，怒火中烧，纵火焚烧教堂平房二十余间，酿成丹阳教案。由于金庸祖父查文清及时赶到，当时无人伤亡。

知府审转，顺利结案

丹阳教案中虽没有洋人教士伤亡，但教堂被烧毁，引起外国领事、公使的高度重视。教案牵涉洋人，自然不可以等闲民事案件看待。王仁堪作为镇江府新任知府，属县丹阳发生教案，势必全力侦办。

按照清代的审判制度，对犯人的惩罚分为笞、杖、徒、流、死五刑。清律规定：“各省户、婚、田土及笞、杖轻罪，由州县完结，例称自理……徒以上解府、道、臬司审转，徒罪由督抚汇案咨结。有关人命及流以上，专咨由部汇题。”

对于丹阳知县查文清而言，《大清律例》早已严格规定了他的审判权限。“民间词讼，还包括轻微刑事或治安案件，州县有全权处理”，但需要上报知府复查。如果境内发生十恶、命盗、土匪、邪教、私铸、私盐等应判处徒刑以上的刑案，知县进行侦查、勘验，拿获罪犯，进行初审，引用《大清律例》的条款进行定罪量刑，即拟引律例和拟定罪名，拟罪拟律在此时并不发生法律效力，只是法定的必要程序。

知县将案卷转呈知府，知府审转到按察司，按察司审转到督抚，知县、知府与按察使的拟律拟罪与批语成为督抚、刑部审案定罪的基础。就知府而言，对知县审转的案件，不仅要查验文案齐备与否，还要对招解到府的人犯进行审问，是为复审。如果卷宗完整、口供一致、定罪量刑合理合法，则作“与县审无疑”的批语，审转臬司。“若犯证翻供或拟律不当，便一面详报臬司、督抚，一面发回原审州县重审或遴委他员复审，得出实情，改正拟律解司，并揭参原审州县官。”

在复审丹阳教案的过程中，王仁堪给两江总督刘坤一、江苏巡抚刚毅、江苏布政使裕长、江苏按察使周馥共呈递6篇禀文和1件谕帖，其第一篇为呈报上司勘验丹阳教案的通禀，第二篇、第三篇分别为呈巡抚、按察使请免知县查文清“留缉”字样的禀文，第四篇为呈总督区分居民与游民的禀文，第五篇、第六篇分别为呈巡抚、总督有关保护教堂的禀文。从这６篇禀文中可以较为清晰地解读王仁堪的智慧。

循吏王仁堪处理教案的智慧

王仁堪对于如何处理教案、如何预防教案的发生等方面。主要表现在以下5个方面：仔细侦察、掌握详情；快速办理、不留后患；善意回护、尽力开脱；严查户口、区分良莠；依法传教、立法为先。

仔细侦察、掌握详情

丹阳教案发生在光绪十七年（1891年）3月25日。3月28日，王仁堪接到督抚会禀要求详查的命令后，即赶赴丹阳“亲自勘验”。在教堂遗址，王仁堪一行发现被焚毁房屋约二十间，询问教民得知，教堂房屋为中式房，1864年后所建，后有桑园，围以篱笆，并无围墙。桑园内有婴儿尸体70余具，血肉模糊，“一切惨恶情形，目不忍睹”。

王仁堪询问地保、邻右和教民得知，23日即有拆毁教堂之谣言，教士教民立即将教堂内物件搬走。25日，驻军汛官到教堂查看实情；民众十余人欲入内围观，经洋人拦阻，未能进入教堂屋内，遂入房后桑园，发现孩童尸体，“一人激成众怒，纵火焚烧，旋即四散”.

在详细调查的基础上，推演教案发生的过程，王仁堪认为丹阳教案之发生，“事前既无纠人寻衅之形，事后复无乘势抢掠之事。会逢其适，变起有因。是仓促激愤之人，绝非谣言惑众之人，供证显然，殆无疑义”。民众在纵火焚烧教堂的过程中，并无哄抢教堂财物的行为，不可以抢劫罪论处。通过勘察、询问得知，该教堂“向无兼办育婴堂匾额、门首，亦无收养婴孩条示”，如此情形，显然违背条约规定，曲在教堂；且“是日，堂内并无生存之婴孩，附近居民亦无现充之乳媪”。教堂说有育婴之事，官民不见育婴之实，引起误解，激成民愤可以理解。

王仁堪经过仔细勘验、详细勘问，获得了真实、全面的资料，为案件的定性、罪名的确定与刑罚的拟定奠定了坚实的证据基础，这样才能对犯人不枉不纵，将案件办成铁案。

快速办理、不留后患

教案牵涉洋人，为避免事态扩大，教案的处理应尽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能结案就结案，切莫拖延日久、横生枝节，否则我方反而愈加被动，损失更大。

为帮助处理丹阳教案，两江总督委派余姓县丞到丹阳“议结此案”，并饬令缉拿编造谣言、散布揭帖的不法分子。

王仁堪认为：妖言惑众分子不能与命盗案件相比，难有真凭实据，即使捕获，“不刑求则不肯承招，既刑求则终疑枉屈”，令地方官左右为难。况且在长江中下游地区谣言揭帖随处可见，“若一经归入教案，则内滋愚民之惑，外启强夷之心……此犯一日不获将，彼族之要迫，总署之严饬，势必终无了期”。正因如此，“各省历来教案，大都能结即结。非当事者概不认真，中外交涉之端，动多牵涉故也”

南洋通商大臣、两江总督马新贻早在同治八年（1869年）致总理衙门函中即总结出处理教案

的办法：“缘教堂生事之案，只有赔款、修屋、拿人三项办法。”

丹阳知县查文清因教案内造谣、揭帖、滋事首要各犯没有全部拿获，受到“撤任留缉”的处分。对此，王仁堪分别给巡抚、臬司呈递禀文，具体分析刑部就1889年镇江丹徒火烧英国领事馆案和丹阳教案给江苏的批文，认为两案嫌犯定罪结果大致相同，只要协商好赔偿数目，即可结案，如让丹阳知县“撤任留缉”，说明主犯并未捕获，“自我先开其端，则此后彼族之要求，更虑难于结案”。极力争取撤销对查文清的处分。

善意回护、尽力开脱

忠君爱民是封建官吏基本的道德操守，作为科举考试的优胜者，王仁堪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具有深深的爱民情结。

在给上司的通禀中，王仁堪“伏求俯念愚蒙，将激愤情形，专疏入告，为民请命，据理力争”。王仁堪仔细研究后发现，历年签订的中外约章并未规定洋人拥有在中国开办育婴堂的规定，且该教堂开办育婴堂，既未报告当地官府备案批准，亦未在教堂门楣明确标注内有育婴堂，“复不遵光绪十五年两广总督奏行章程，使地方官得司稽察。祸由自招，我岂无辞？”

教堂违反条约在先，民众因义愤烧毁教堂违法在后，两件事情具有明显的因果关系。退一步讲，即使教堂开办育婴堂，为什么堂内没有活婴、乳媪，只有婴孩死尸？鉴于此，百姓因疑生愤、烧毁教堂亦在情理之中。

王仁堪“惟有吁请结案之时，曲贷愚民之罪，以安众心；别给抚恤之资，以谢彼族。庶不致积愤日甚，为祸愈深。实于民、教，两有裨益”。王仁堪善意回护焚烧教堂的民众、极力为他们开脱罪责的心理一目了然。

依法传教、立法为先

同治八年（1869年），南洋通商大臣、两江总督马新贻致函总理衙门：“中外办理交涉事件，首在遵约，即或稍为通融，亦须依仿成案，舍此二者，即万无办法可以办成。”

王仁堪亦有相似的观点，认为要坚持立法为先，敦促外国教士依法传教，从而达到消弭教案的目的。

纵观近代教案的发生与处理结果，“上自朝廷、下及官吏，办理之所以棘手，其弊皆由于律法未定之故”。中外约章虽有保护教堂、若有违反从严惩办的条款，对于如何惩办却没有明文规定，故一旦教案发生，“使臣任意要挟。动且索增条款，上下骚动，靡所折衷”。官府急忙派兵保护，洋人也一再会商，决定增加教堂管理机构与人员。

在王仁堪看来，“与其添设管理教案之人，不若明定保护教堂之律。将焚毁教堂作何赔偿，杀伤教士作何论抵，以及寻常口角、斗殴等项，定明律法，彼此永远遵守”。中外约章具有国际法性质，“各国公法，必先议定”，即使发生教案，赔偿、惩凶或有出入，但断不至于增索他款，更不至于兵船恫吓，牵动全局。如此一来，一旦教案发生，朝廷可以“按律惩办”，有司即可“照例惩办”，自然可以“尺一具存，数言可决。自不致于羽书旁午，皇然莫知所措”。如此以来，处理教案就会有法可依，简单快捷了。

在不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不能完全收回中国主权与治权的情况下，列强各国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和片面的最惠国待遇依然存在。因此，王仁堪所谓的“定明律法，彼此永远遵守”以消弥教案的理想只能是一厢情愿的空想。这种举措或许可以减少教案发生的频次，却不能从根本上杜绝教案的发生，更无法禁绝列强干涉中国政府审断教案的蛮横之举。

当然，我们不能因此就完全否定王仁堪。实际上，我们要客观承认，当时列强向清政府索要治外法权，确实也有清朝的法律太落后的原因；当然，列强索要治外法权的根本原因还是要剥夺中国的主权，而不是为了民众的权利，好比英国统治香港以后，就在华人中实行《大清律例》一直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

王仁堪强调法治，其实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列强口口声声依法治国，那么中国如果能够事先制定好法律，以作为处理教案之依据，那么列强再以武力威胁的可能性确实会降低。

结论：

晚清时期，由于列强的入侵，中国社会由封建社会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和帝国主义的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成为中国人民的主要任务，而反洋教成为反帝斗争的重要内容之一。

清代坚持国家本位原则，“以维护国家统治为价值目标，由此出发制定法律，选择制度”。为官的基本原则是公正原则，其核心是“尊重和维护管理集团的整体利益”。应该说，中华民族的心胸是博大的，能够在平等交流的基础上兼容不同的文化与宗教，故在处理教案的过程中，清朝官员能够义正词严地宣称：

“平民、教民均是中国百姓。地方官遇有互控案件，但能持平审断，只论曲直，不分民教”。一惯秉持“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理念的中国统治者，不允许有法外之人，“东省断不能容此不遵约章、不循理法、不守教规之各教士”。　

因时损益，制定符合现实社会需要的律法成为时代的必然。各级官吏忠于职守、忠君爱民的表现之一即是提请当局修订律法，以加强封建统治、稳定社会秩序，这一点在王仁堪对教案的处理中有明确的反映。

附录：

今天的中国已不是王仁堪时代的中国，我这里强调王仁堪处理教案的智慧，并不是要求在对待洋人方面还需要向他学习。我们今天更应该强调的是，要剪掉某些人心中的辫子，以维护中国百姓的利益优先，不要给洋人搞特殊化，希望不要再出现那种“半小时帮洋人找到自行车”、“经居委会协调：洋女婿在家隔离，女方一家住宾馆”之类的新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