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3月10日至6月25日期间，张学良首次赴美探亲，共在美逗留150天。

期间除了游览和必要的社交活动外，张学良主要还是与儿孙友人们共享天伦之乐。

然而，他仍旧摆脱不了“回故土”这个话题。事实上，在张登机赴美前，这个问题就已经跟随着他。

3月10日下午，在台北桃园中正机场，张学良接受台湾《中国时报》的采访。

当时记者问其：“有没有可能转回东北老家看看？”

张学良回答：“我不排除到东北的可能性，大陆是我的家，我当然愿意回去……”。

两个月后，张学良在纽约对来自大陆中共中央代表吕正操，再一次表明自己的态度：

“我这个人清清楚楚很想回去，但现在不是时候，我一动就会牵涉到大陆、台湾两个方面……”。

吕正操曾是张学良的老部下，说完“回家”的话题后，接下来的聊天显得轻松很多。

两人频频提到抗日战争时期东北军的故事。

期间，张学良感慨万分，追忆着昔日的袍泽，不禁说道：

“我对国家和人民没什么贡献！”

那么，张学良为何要说出这样的话呢？张学良留下的贡献又有哪些呢？

（晚年的张学良）

一、西安事变逼蒋抗日，送蒋归宁问心无愧

在其父张作霖遇袭身亡后，张学良作为一名“政治家”进入中近代历史舞台的中心。

其政治思想逐步发展到“爱国的抗日统一思想”的层次，并最终使其于1936年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双十二事变”后，张学良送蒋归宁，这次行动直接给张带来半个多纪的幽禁之灾。

其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仍无法原谅在幽禁问题上与自己“宛若仇雠”的蒋介石，并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口述历史中痛贬蒋中正。

晚年，张学良曾有这样的感慨：“我的事情是到三十六岁，以后就没有了，真是三十六岁，从二十一岁到三十六岁，这就是我的生命”。

1937年至1946年是张学良被囚禁的最初十年，也是张学良在大陆的最后十年。

在这期间，他始终关注着中国抗日战争的迸展，并一直希望能有机会随同全国的抗日力量打回松花江畔，收复在“九一八”时丟失的东北老家，以报“国仇家恨”。

（张学良与杨虎城）

然而，无论是前期“三次请缨”的积极争取，还是后期“读书治史”的积极等待，张学良均无法获得成功。

直至抗日战争结束，张学良依旧是位看客。

1946年1月3日，张学良在日记中写道：“说起抗战阶段，我是毫无贡献”。

言语之间，更多的是遗憾与愧疚。

张学良在被幽禁后，告诉自己的发妻于凤至：

“蒋能同意领导抗日，这是符合全国人民的要求，不打内战一致抗日的目的达到了，保护他的责任是我必须完成的。所以我才也坐飞机，保护他安全地回南京。”

事实上，在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领导全民抗日后，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已经达成。

其后关键的则是保护蒋介石的安全及维护其权威，以便将张学良“借蒋发动全民族抗日”的计划落到实处，从而带全国之力完成收复自己东北老家的愿望。

实际上，张学良从来都不后悔发动西安事变。

那么，“张学良是否后悔送蒋归宁”呢？

（蒋介石）

上世纪九十年代，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记者曾问张学良类似的题：

“您说送蒋回南京是准备受死，您有没有想到一去会软禁五十年？软禁五十年这日子不好过的，假如时光倒流，您还会如此做吗？”

张学良回答：

“我还是会那样做。我是军人，需要负责任，我做事我负责，我还是那么做。别说软禁五十年，枪毙了我都不在乎！”

张学良不后悔送蒋归宁回家的行动，因为这是他必须完成的；

但是蒋介石出尔反尔，软禁了自己，从而丧失亲自率兵打回东北老家的机会。

（吕正操）

正如其晚年所说的那样，“我最难过的是中日战争我没能参加，我恨日本军阀”。

可见，张学良所说的“毫无贡献”，一定程度上是遗憾自己没能亲自上阵杀敌，收复东北。但是，为了能够抗日，张学良其实尽了最大的努力。

二、短短一年三度请缨，潜心读史思索出路

张学良被囚初期，仍试图通过他对东北军和西安的控制来争取个人的付出，力求在抗日战场上做出贡献。

（王以哲）

但很快，张学良离陕前指定的东北军负责人王以哲被杀，东北军各军军长为了自身的安全，纷纷转向中央投诚，调动到中央指定的地点。

整个东北军陷入瓦解之势，张学良丧失了与蒋周旋的筹码。

至1937年1月中旬，张学良最终失去了对西安遥控的信心。

在这段苦闷的日子，张学良开始写日记，以抒发自己的情绪。

张学良在1937年1月1日的日记中说道：

“做梦同乡述亡国之苦，非东北人不知此种滋味”；次日则写道“国难家仇，不知何以得雪”；1月6日记有“惜难家仇未报耳，不知何人埋骨于东北也”……

可以看出，张学良此时最关心的是蒋介石何时能兑现“西安事变”作出的承诺，领导全国的抗力量收复自己在“沈阳事变”中丢失的东北老家。

然而，蒋介石对日本的备战并不热心。

日军在1937年7月7日夜炮轰宛平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开始全面的侵华战争，力求迅速灭亡中国。

（卢沟桥事变）

日方的军事行动，在中国引起强烈反响，国共两党均表示要“团结一致，抗战到底”，全民族统一抗日的形势已经形成。

张学良激动万分，每天早上几乎都会把自己锁在卧室里。

一天，张学良特意去餐厅吃了早点，席间一反沉默的常态，动情地说道：“等待抗日，终于等到这唯一的希望！”

张学良于1937年7月18日，正式向蒋介石递交请缨书。

这是抗日战争中张学良呈蒋的第一份请战书，信中写道：“乞钩座赐良杀敌之机，任何职务，任何等级，皆所不辞”。

这份信充分反映出张学良抗日雪耻的急迫心态，只要能上阵杀敌则其余皆可不予考虑，张学良的心意令人动容。

写这封请缨书的次日是1937年的中秋节。并不擅长喝酒的张学良却是在当天喝得酩酊大醉，甚至指着身边的护卫说：

“带你们打日本！”

然而蒋介石并没有顾念张氏请战的热情，叮嘱其“好好读书”，安排一位姓步的夫子教授其四书五经。

（被软禁的张学良）

面对蒋介石冷漠的态度，张学良并没有放弃复出抗日的念头，并通过宋文与宋美龄继续给蒋“做工作”。

张学良在1938年4月，被转移至湖南況陵，住在凤凰山。

两个月后，湖南省主席张治中来山中探视张学良，张学良向其表示：“我身为军人，旁观坐视，实在憋不住了。”

随后张学良将事先写好的第二请缨书交给张治中，请求转交给蒋介石。

1938年11月9日，戴笠拜访张学良，张学良请戴笠为其向蒋转交第三份请战书。

信中写道：

“唯一念及我同志、同胞们在抗战中各能尽其天职，罪孽深重如学良者反居后方，每一思及，衷心如焚”。

以上两份请缨书仍旧没有打动蒋介石，张学良同月被迁往贵州修文县阳明洞闪禁。

（贵州修文县阳明洞）

事实上，张学良本人对于自己无法“积极争取”抗雪耻的机会充满了无助与愧疚，如一九三九年九月张在日记中写道：

“人家都在那里打仗，咱‘国难家仇’的人，静坐塘边来钓……”。

尽管自己无法上阵杀敌，但是张学良依旧关注着整个抗日局势的发展。

张学良在1939年4月，致函东北旧部刘多荃，称其抗日“打得甚好，弟虽隐居山中，听了也十分快慰”；

6个月后，张学良闻长沙大捷，喜不自胜，特作《鹧鸪天-步关麟征韵》以表庆贺。

贵州修文县阳明洞是王守仁“被贬龙场驿”旧址，身处其中的张学良逐渐对这位明代大儒产生了兴趣，并从此开始涉足明史研究。

在1946年至蒋介石的一封信中，张学良阐述了自己研究明史的来由：“以史为鉴，大抵能找出中国百年来被凌辱的原因。”

正如其当时经常提到的那样，读书治史亦是“以备领袖之驱使”。

当然，直至抗日战争结束，蒋介石都没有给张学良抗日复仇的机会，张学良的“积极等待”亦化为徒劳。

尽管张学良自始至终都没有获得亲自上阵杀敌的机会，但是他对发动的西安事变有着重要的贡献，功不可没。

（东北军）

除了西安事变的贡献，张学良留下的东北军在抗日战争中发挥出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这支东北军虽然被蒋介石肢解，但是仍然血战沙场。

三、东北军分崩离析，仍血战抗日沙场

西安事变后，虽然张学良已经被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但是陕西地区“三位一体”——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相互协作的局势仍然存在。

因此，分化和瓦解西安方面的军队，拆散和破坏西北“三位一体”，便构成了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对陕方针的中心内容。

东北军失去张学良后，陷入了群龙无首的境地，其发展轨迹由此发生变化。

1937年3月以后，蒋介石借机肢解东北军，将东北军的各部门分散在全国范围，使得彼此之间难以联络。

抗日战争中，东北军与日本侵略军发生过多次激战，沉重打击了日军的侵略气焰。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几次重大战役中，都有着东北军奋勇杀敌的身影。

但是由于蒋介石故意安排东北军接连正面抗击日军，并且不予东北军支援和枪支弹药的补给，东北军日渐损耗。

淞沪战役中，六十七军主要高级将领多数牺牲——军长吴克任战死，“团长级的伤亡8人，营连级不计其数”。

然而，当淞沪会战结束之后，蒋介石对六十七军既不抚恤，也不嘉奖，而是将六十七军的余部编为108师，归入蒋介石第二十五军，六十七军番号被国民政府取消。

直至抗日战争结束时，六十七军一〇七师全部损失，一〇八师整编归入蒋介石第二十五军，六十七军番号被取消。

五十七军则在1940年进入鲁南地区不久，其军长缪澂流、副军长朴炳珊就计划对日妥协签订“互不侵犯、共同防共”条件，被常恩多师长等人发现后惩处锄奸，即“九·二二锄奸”。

（常恩多）

锄奸行动打击了日军企图勾结官兵的行为，保护了抗日战争的统一战线，也深深教育了全体官兵。

但是涉事的师一方面内部遭到腐化，另一方面则被蒋介石问责，撤销了第五十七军番号，所属两师皆归于鲁苏战区总指挥。

一一一师在师长常恩多和鲁苏战区总部秘书主任兼政务处长郭维城的领导下，1942年发动起义，其后转移至山东滨海抗日根据地，保留其番号为新一一一师。

1944年，改番号为八路军山东军区滨海支队；1945年，编入东北挺进纵队。

东北军所辖的五十三军，除六九一团外，其余部则在1943年被编入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远征滇缅，与日军就滇缅交通线进行了激烈的战斗，兵力大损。

翌年，该部队归国后又立即陷入了内战的漩涡，一三〇师六二〇团在保定战役被解放军全歼，一一六师在铁岭被全歼。

在辽沈战役中，副军长赵国屏等人率众起义，军长周福成潜逃被抓获。

五十一军被蒋介石投入内战，最终于1947年在枣庄战役中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十九军被调至东北，但全军团长以上的军官基本被蒋介石的嫡系所代替，名存实亡。

（奋战的东北军）

至此，东北军全部名实皆亡。但是，东北军将士们顽强抗争的贡献却是得以留存。

面对着蒋介石的打压，在周恩来总理的布置下，有的东北军将领弃暗投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新中国的成立贡献力量。

四、周总理亲自部署，东北军旧将弃暗投明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蒋介石软禁，东北军群龙无首。

中共中央特别重视东北军的工作，周恩来亲自写信给时任北方局书记的刘少奇。

信中指出：在执行党今天巩固和平、加速准备抗日的总任务下，东北军及东北流亡人民中的工作仍是最重要一环。建立东北群众统一战线并利用同一战线来推动东北军的团结这一任务，现在应当主要由北方党来负担起来。建立整个东北民众救国团体联合会，在今天可以作为建立东北群众统一战线活动的中心。

根据这个指示，1937 年春天，共产党人在天津组织了东北人民救亡团体，后来又在北京决定成立“东北救亡总会”，形成关内关外东北人民抗日统一战线的联合组织。

“东北救亡总会”坚决贯彻了周恩来的指示，不分党派，尽可能广泛地团结一切可能抗日的东北人。

（周恩来）

抗日战争的八年中，“东北救亡总会”对于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和组织东北人民抗日，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西安事变”后，吕正操回到河北徐水六四七团团部主持工作。

从事地下工作的孙志远告诉吕正操，经过相关的讨论，上级组织同意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七七事变”爆发后，吕正操派遣自己的部下李晓初和北方局交接工作。

北方局指示国民党军队肯定会很快撤退：你们就留在敌后找地方党，开展抗游击战争。

由于李晓初卓有成效的工作，六九一团党组织发展很快‚而且在发展群众进行抗日运动方面也很有成绩。

到1937年7月，在组织上和思想上为六九一团留在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并在冀中根据地坚持下来，打下了可靠的基础。

六九一团随五十三军离开石家庄开赴冀中抗日前线后，经历了安次、永清附近永定河设防被日军突破，梅花镇战斗胜利两次大的考验。

（吕正操）

六九一团完成整编后，立即与五十三军断绝了电台联系，毁掉了密码。

他们聚集到中共的旗帜下，与人民战斗在一起，参加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伟大事业中。

张学良东北军的昔日将领，也是中国共产党抗日的司令员，这也是一种贡献。

五、张学良晚年的遗憾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在台北士林官邸因心脏病突发去世。

张学良在致哀挽联中写道：“关怀之殷，情同骨肉。政见之争，宛若仇雠”。

这幅挽联里仅仅十六个字，但是张学良却思考了足足三天，可见其对蒋介石的复杂感情。

蒋在去世前，曾嘱咐蒋经国对于张学良“不可放虎”，因此蒋经国至死仍旧控制着张学良。

公允的说，在蒋经国统治台湾时期，张学良得到了更多的自由。

张学良在1979年，受邀参加“双十节”阅兵式，就坐中央观礼台；1980年张学良携夫人赵一荻访问金门……

事实上，自由对于年龄逐步进入耄耋之年的张学良而经不那么重要了。

这个时期他最常提及的两个词语是：“亲人”和“故土”。

（蒋经国）

随着蒋经国辞世，1988年，关于张学良获得“真自由”的问题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提及。

台当局在内外舆论迅力下，于1990年2月，由总统府资政张群领衔开始筹备张学良的九秩寿庆。

由此为契机，张学良获得了更为宽松的人身自由。

张学良也积极准备赴美与远在大洋彼岸的亲人团聚，并希望能在条件成熟时返回大陆东北老家看看。

二次赴美定居夏威夷后，张学良逐步患上老年痴呆症，在间或清醒时他仍旧呼喊着：

“我要去东北，送我去东北！”“东北军好样的！”

然而他终究没有再踏上故乡的土地，客死异乡，魂归故土。

张学良被软禁之时，仍然谋求着复出抗日的可能，即使未能走上抗日的战场，但是他麾下的东北军浴血沙场，也算是稍稍弥补了“毫无贡献”的愧疚。

参考资料：

《吕正操纽约秘晤张学良的故事》 李明富 台声

《张学良在回忆录中对蒋介石的评价》 张友坤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藏张学良有关西安事变档案选编》 郭院林 扬州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