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2网易经济学家年会上，网易新闻主持人提问：“很多人其实也会担心这个问题：不走上大学而走职高这条路，会没有出息，您真的同意这个看法吗？”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回答：“我同意呀。”

面对记者的再次提问：“真的上职高会没有出息吗？”

姚洋确认：“那当然就是这样的，社会上就是这样的，你摆在那里就是给你看的，就是最后，你没有上大学的好哇。那为什么不给我一个机会，我去试一下上大学呀。你哪知道我考不上大学呀。特别对于男孩来说，你现在各个高校里面，女生的数量都超过男生，一线城市的女性的教育水平超过男性，男孩本来就成熟晚，然后呢，在他还没有成熟的时候，你就说对不起呀，你去上个职高吧，那他一想，我这一辈子就完了。我就照着这个路走下去吧。那如果你给他一个机会，他说不定就考上大学了。而且我们现在大学招生人数越来越多，总有一天，我们大学的入学率能达到70%，这个恐怕指日可待，过个十年、十五年我们就达到了，我们现在还在分流。我觉得这是逆潮流而动的。”

以上就是网易新闻以“上职高真的没出息吗？听北大教授怎么说”为题的视频的全部内容，且不论视频只有一份多钟、缺乏讨论的前提、背景，主持人以一种近乎诱导性的方式提问；职业教育这一最近热议的主题，加上“没出息”这样直奔痛点而去的评论，以及“北大教授”这一自带热度名号的加持，很难说这则新闻，从提问到视频剪辑和长度控制，不是正着眼于引爆热点。

然而，仅就这短短400字的访谈进行讨论，对于姚洋教授恐不公正。因为这并不是姚洋教授第一次讨论职业教育的议题，与今次直言“上职高会没出息”不同，在过去的发言中，姚教授也曾肯定职业教育，认可职业教育作为一种促进教育公平、扩大教育覆盖面的手段，并认同国家主导发展职业教育的必要性。

姚教授的观点一度被认为是致力于自由、平等、社会公正，他曾公开表示自己反对学者与企业家结成“右翼的保守的自由主义”，担心社会分裂，“底层人和上层会产生很强烈的对抗”，主张关注平等——这主要是指“能力指向的平等”，而能力指向的平等，又“要求教育的平等”。姚洋也认为“国家有义务培养每个人平等参与竞争的能力”，为此，面对许多农村孩子在初中阶段辍学，少有读大学的现象，国家“必须提供培训，要推广职业教育”。[2]

因而，我们相信，姚洋教授对于职校学生，对于出身农村或底层家庭的学生是充满善意的，正是出于这种善意，他呼吁提高义务教育年限，将高中教育纳入义务教育之中。

光明日报《教育家》杂志2022年1月刊第2期，登载了对姚洋教授的最新访谈，原标题《姚洋：心怀教育公平的经济学家》，后以《北大教授姚洋：为什么一再提议“取消中考分流，普及高中教育”？》为题，于2022年1月19日发表于“光明日报教育家杂志社”公众号上。从这篇文章中，我们能清楚看到，姚教授关注职业教育问题的出发点正是寻求“教育公平”。

然而，在相信姚教授的善意的基础上，我们认为姚教授在两则访谈中的发言中还有几个观点值得商榷。

01“男孩成熟晚？”

与许多善良的长者一样，姚洋教授似乎也认同存在着某种“男孩危机”，担心现在的教育制度正在使男孩们落入劣势。然而，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直至2019年，“6岁及6岁以上、大专及以上”的男性人口数始终高于女性人口数，女童入园率始终低于50%，“15岁及以上”女性文盲人口数始终3倍（及以上）于男性人口数。[3]

在这样的背景下，宣称高校学生中，女性数量超出男性数量，一线城市中女性平均受教育水平更高，以此要求给男孩子“一个机会”或者说“更多”机会，这样的“男孩危机”论调只是用片面的数据讲了一个不完整的故事。

总体上，女性在教育领域仍然处于明显的劣势。“男孩危机”的论调还忽视了女性在高等教育领域受教育机会增加的同时，她们在就业和职业发展上所面临的困境。

譬如，从1990年以来，我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不断下降，从1990年的73.24%已经下降至2019年的60.45%，而根据招聘平台“BOSS直聘”《2020年中国职场性别薪酬差异报告》的数据，2019年，我国城镇就业女性薪酬的平均值仅为男性的81.6%，而在医疗行业，女性的平均薪酬甚至仅为男性的60%。

对于女性而言，职场的玻璃天花板和部分职业的性别隔离是现实存在的。如果女性在教育领域真的如同“男孩危机”观点所言，正在超越男性，那么她们在职场上的劣势，就更值得我们深思。

02读职校为什么“没出息”？

在第一则简短的访谈里，姚教授没有机会展开讲述他对于“没出息”的定义，但他认同了主持人的说法，即认同了大众对于“读职校=没出息”的论断。

在第二则访谈中，无论是记者还是姚教授本人，都没有提及“没出息”一词，而是改为讨论家长和学生拒绝职校的“深层原因”，以及本国人口形势和发展阶段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那么在这里，我们揣测，“没出息”一词，大致涵盖了意味着就业前景差，没有“钱”途，或再广义一点，对社会的贡献不足等内容。

这当中有两个需要更进一步讨论的问题：一是职校生真的“没出息”吗？二是，如果职校生真的“没出息”，那么这是可以通过教育改革解决的问题吗？

如果我们将“出息”等同于“钱途”，那么很遗憾地，“读职校=没出息”，这一论断是准确的。《2020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和《2020年中国高职生就业报告》的数据显示，2019届本科毕业生平均月收入为5440元，剔除通货膨胀因素的影响外，与2015届相比，五年来本科生起薪涨幅为23.6%；高职毕业生平均月收入为4295元，剔除通货膨胀因素的影响外，与2015届相比，五年来高职生起薪涨幅为15.7%。

这就意味着，职校毕业生不仅毕业起薪较本科生低，他们的工资涨幅也比不上本科生。从这个角度来看，“大多数人”的论断并没有错。这大概也是为什么，短短一分钟视频中，弹幕多在称赞终于有教授敢于“说实话”，评论高赞的主题，是“那你就上职高呗”。

但是，如果我们以社会贡献为“出息”的衡量标准，职校生和本科生，甚或博士生之间就必然存在这样大的差距吗？如果我们跳脱金钱的衡量标准，职校生和许多其他学历不高的劳动者所从事的工作，难道就不是这个社会运转所必需的劳动吗？无论是在深山野林里修桥铺路，在城郊的工厂流水线上拧螺丝钉，在城市各个小区里穿梭送外卖、快递，还是在各个家庭里提供家政服务，这些劳动所换取的报酬往往低廉，但却是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如果以此为标准，那么我们如何可以称这些“沉默的脊梁”为“没出息”呢？

我们不知道姚教授会如何看待这些劳动的社会贡献，但是，他很向往、也为了孩子与他们的家长而向往某种更为“高端”的工作。他知道，现在的孩子不愿意去流水线上工作，孩子的父母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在流水线上工作；他看向自动化和人工智能大发展的未来，认为“未来更多需要的是会开机床、会编程的高级技术人员，而非流水线上的工人，掌握高端技能的工人才有前途，无可替代，拥有职业上升渠道”。[4]

如果不那么“高端”的工作，只能以一种异化劳动的形式存在，如果从事需要“高端技能”的工作，就意味着从事一份有利于人的解放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工作，我们当然赞同姚教授的设想。

然而，世界不是这么截然二分、清晰明确的。修补、维持和清理，可能就如同我们每天起床后刷牙、睡前洗脸一样，就如同我们需要通过反复咀嚼、吞咽来进食一样，是毫无创造性的、重复性的劳动。

但是，技术确实能够提供给我们逃离这一切的选择吗？或者说，仅仅只是技术的发展就能够确保所有的劳动都成为更愉悦、让人身心充实、为人赢得尊严与自我肯定的劳动吗？我们绝不美化姚老师同样试图批判的某种“流水线”上的劳动，而只是希望提示：存在着“高技术但低生活”的可能性，在那样一种赛博朋克的世界中，可能同样写满了“没有未来”几个大字。

03职校生“没出息”可以通过教育改革改变吗？

普遍来说，职校生确实面临着毕业后工作“钱景”暗淡的问题，但更为核心的问题是，它是否能够通过延长基础教育的年限来解决呢？

姚洋教授曾提出将义务教育年限提高至12年，到了2021年，他同样认为义务教育应该包含“小学—初中—高中”，但是可以通过节省升学的备考时间，缩为10年。这种义务教育体制，需要与严格禁止择校和“超级中学”，及其背后的“掐尖”制度相配合，以此来保护学生的自尊感和学习动力。

姚洋也认为，由此能够减少升学所要求的刷题活动，避免在这个过程中对于学生创造力的扼杀，以及死记硬背能力之外潜力的压制与浪费。

姚洋希望“让所有的孩子读完普通高中，到时他们的心智也较为成熟，再选择走职业技术路线还是大学路线”。[5]正因如此，姚洋反对近来有关部门关于高中阶段教育“职普比”大体相当的提法，认为过早分流只会进一步加剧教育焦虑和内卷，过早以成绩将学生分为三六九等。

在配套升迁通道以及就业后再教育机会、终身教育设施未能建立时，过早进行职业教育分流，是“对于初中阶段学习成绩不太好的孩子，特别是农民家庭的孩子来说是一种不公平的制度安排”。[6]

姚洋认为，一方面，中职教育所培养出的人才，达不到高级蓝领的需求。另一方面，过于提前进行职业教育分流，有悖于教育资源公平普惠的原则，在“穷地方、农村地区，职业教育就等于没有教育”的现实下，过早结束学生去梦想与选择的可能性。[7]

因此，职业教育分流也往往意味着未来生活方式的分流，意味着将十四五岁的孩子逼入“不是我想要的世界，我还有梦，你就让我去做工人”的境地，[8]严重打击他们对于自我价值的评判，认为“自己是被社会抛弃的、甚至对社会心生怨恨”。[9]

在这里我们能够更加清晰地看到姚教授的善意，我们也认同，给予儿童与青少年更多“做梦”的时间，更长的成长与成熟时间的意义。现代世界发现了“童年”与“青春期”，希望通过呵护这个与成年人的社会相对隔绝的世界，孕育不同的可能性，来为未来保存希望、带去改变。

然而姚教授高估了隔绝梦与现实的可能性：学生能够进入什么样的学校，以及在学校中的收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家庭背景与资源，以及他们对于自己在未来劳动力市场中地位的预期。

因此我们认为，延长基础教育年限，并不足以弥补农民家庭和流动家庭的孩子在教育和就业领域的劣势。诚然，如果教育资源能够更多地向经济欠发达地区倾斜、向农村和流动家庭的学生倾斜，那么这些学生也许能够拥有更多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但是，在贫富分化仍然严重的情况下，即使“双减”政策也未见得会减少城市富裕家庭对孩子教育的投入，尤其是面对越来越激烈的劳动力市场竞争，家庭对于孩子的教育和未来就业的焦虑并不会因为“双减”政策而减轻。在这样的情况下，农村和流动家庭的学生面对的仍然是市场领域的教育资源不可及，以及（也许更为致命的）家庭文化资本欠缺的问题。

与此同时，延长基础教育年限，也许拉长了职业教育和学术教育选择的时间，但最终，学生都将进入一个越趋两极化的劳动力市场：一边是高薪、高福利、相对稳定的高新产业；一边则是低薪、低福利和极不稳定的底层就业。

无论教育系统如何改变，学生最终将被分配进入等级分明的市场。因而，问题也许并不在于选择职业教育或是学术教育，问题更多在于如何让从事不同工作的劳动者在有尊严的工作条件下获得合理的报酬。

我们不认为姚教授没有意识到教育问题，往往不能通过教育界本身的举措加以解决，教育关乎社会的未来，又为当下的社会所限定。

相反，姚教授大概是在看到了类似的讨论后，有意识地反思这种立场。2021年底《21世纪经济报道》的专访中，有一个问题触及了教育（不）平等、收入（不）平等，社会阶层流动状况之间的关系问题，姚教授的回答是“我个人觉得政府还是要多做一些，光靠社会是不行的，教育进一步均等化是重中之重”。[10]

在2022年初光明日报《教育家》杂志社的专访中，姚教授认为教育公平“不仅需要教育学界还需要整个社会进入深入讨论”，只是他认为教育界没有很好地坚守立场、承担自己的责任，“很多教育学界的人，把所有教育问题都归咎于社会，说什么因为社会‘卷’所以教育只好‘卷’”。[11]

且不论“政府”与“社会”的复杂关系以及“社会”这个术语难以被清晰界定的边界，我们当然赞同姚教授呼吁更多的政府行动，呼吁个人的主体性与责任心。但唯有一点我们依然希望引起重视：对个体责任的强调，若是走偏一步、激进一步，那么将离“谴责受害者”不远。

姚教授希望尽力呵护青少年混沌未分、足以孕育梦想的宝贵时光，但是将这一时光的终结划在了18岁，认为“如果让孩子们读完高中再分流，高中毕业差不多已经18岁，至少他能够为自己的决定负责”。他认为“应该扩大高职教育”，更相信继续教育和终身教育的重要性，但是他从其中看到的，更多的是“拿到文凭之后，他就可以成为高技术工种。也就是说，在工人这个序列中有通畅的晋升渠道。”[12]

然而，法律意义上的成年人，就是不仅“自在”而且“自为”的自己人生的主人吗？只有成年生活前的教育，才能成为保护与治愈的场合，（在即使最小的意义上）抵制资源分配不均的影响，给予学生发现与成为自己的喘息之机吗？而这种教育必然是与职业教育不相容的吗？

姚教授相信教育要“培养完整的人”，为此教育工作理应承担某些“抵御性”的工作，[13]我们从不质疑这一点。但只是疑惑，姚教授何以认为这样的教育，只属于十年制的“义务教育”，而将职业教育，包括作为继续教育和终身教育的职业教育排除在外呢？

04读什么样的职校会有出息？

2021年《职业教育法》确定了职业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类型。毫无疑问，作为一种类型的职业教育，其发展不仅有社会对劳动力的现实需求，也有人的智能类型不同作为理据。

姚教授的关切实际上提出了一个现实的担忧——当下的职业教育是否能够满足50%青少年的成长与发展需求？

如果说，解决“有出息”的问题很大程度上需要整个社会从就业待遇、保障与社会文化层面做出改变。那么，就职业教育而言，至关重要的是职业教育能否完成教育的承诺——做到透过职业的教育，而非仅仅为了职业而教育？

事实上，当下职业教育承担着应对快速的技能变迁与实现农村人的城市化的双重任务。在这样的背景下，职业教育必须超越以往只是瞄准现有某个岗位培养半熟练或者熟练工人的模式，更加着眼于职校学生的核心素养提升，比如更加肯定自身价值的自我认知，更能适应技能变迁的批判性思维与问题解决能力，更强的社会认知与沟通合作能力，以此来为青少年的未来发展打下坚实的根基。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和立场。本文图片均来自网络素材。）

注释：

[1]https://m.weibo.cn/status/4724017489252060?sourceType=weixin&from=10C0095010&wm=14010_0013

[2]李北方.追求“平等自由主义”——对话姚洋[J].南风窗,2007(13):17-19;李文溥.家住象牙塔 心系十字街头——读姚洋的两本书[J].博览群书,2011(12):71-76.

[3]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

[4]“北大教授姚洋：为什么一再提议取消中考分流，普及高中教育？”刊于《教育家》2022年1月刊第2期，原标题“姚洋：心怀教育公平的经济学家”

[5]郭晋晖. 北大教授姚洋谈教育内卷：中考分流过早，建议推行十年制义务教育[N]. 第一财经日报,2021-08-04(A06).

[6]郭晋晖. 北大教授姚洋谈教育内卷：中考分流过早，建议推行十年制义务教育[N]. 第一财经日报,2021-08-04(A06).

[7]卜羽勤. 建议推行十年一贯制义务教育，职业教育应放在高中后进行[N]. 21世纪经济报道,2021-11-09(002).

[8]卜羽勤.建议推行十年一贯制义务教育，职业教育应放在高中后进行[N]. 21世纪经济报道,2021-11-09(002).

[9]“北大教授姚洋：为什么一再提议“取消中考分流，普及高中教育”？”刊于《教育家》2022年1月刊第2期，原标题《姚洋：心怀教育公平的经济学家》

[10]也就是“收入不平等很大一方面也是来源于目前教育不平等的情况。在你看来，我们国家目前社会阶层的流动状况如何呢？”见卜羽勤.建议推行十年一贯制义务教育，职业教育应放在高中后进行[N]. 21世纪经济报道,2021-11-09(002).

[11]“北大教授姚洋：为什么一再提议“取消中考分流，普及高中教育”？”刊于《教育家》2022年1月刊第2期，原标题《姚洋：心怀教育公平的经济学家》

[12]“北大教授姚洋：为什么一再提议“取消中考分流，普及高中教育”？”刊于《教育家》2022年1月刊第2期，原标题《姚洋：心怀教育公平的经济学家》

[13]“北大教授姚洋：为什么一再提议“取消中考分流，普及高中教育”？”刊于《教育家》2022年1月刊第2期，原标题《姚洋：心怀教育公平的经济学家》

作者：薛小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