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摘录，选自民国学术文化名著之《中国教育史》。作为教育史的选编，侧重讲了孔子的性质论、教育目的、学习方法、教授方法。万法归宗。以一贯之。值得一看。

孔子（551B.C.-479B.C.)

01生活小史

孔子名丘，字仲尼，在我们二千五百年前——东周春秋时代——生于山东曲阜县。他的祖宗本来是一个贵族（宋微子之后），不过在他五世以前业已降为平民。在地位上虽降为平民，但他的家庭情形及生活状况，尚未脱离贵族习气，——从前的遗风旧典，保存的想当不少。据《史记》上说，孔父叔梁纥（hé）原有一妻一妻，晚年又要颜氏生孔子，似未脱贵族习气。

曲阜是当时鲁国的地方，鲁国是周公的封邑，周公是周朝开国制礼作乐的最大功臣。照周朝的例子，只有王城之内才能建立四代的大学，诸侯都邑仅能建立当代一个大学。成王以周公有大勋劳于王室，特别表示优崇，允许鲁国得建四代之学，一切车服礼器均仿王者办理；所以后来周朝的王权虽衰，而典章制度在事实上业已转移到鲁国了。孔子生在贵族的家庭，长在礼教的邦国，享受着这种美好环境的陶治，所以为儿童时便能陈俎（zǔ）豆，入少年时即知习礼节。（注：俎zǔ 古代祭祀时放祭品的器物：俎豆（a.“俎”和“豆”，都是古代祭祀用的器具；b.祭祀，崇奉）

周朝到了春秋末年，昔日制定的礼乐政教，已是百孔千疮，差不多濒于破产；社会因战争的关系也呈种种紊乱不宁的现象；“暴行邪说”，一齐发作。孔子在少年时代既感受着很深的封建教育，长大了自然容易成功一位拥护礼教的人物。在这个时候，他两眼既触着种种“世道不古”的刺激，于是发生了一种强烈的兴奋，慨然以挽回世道拯救民生为己任。实现他的这个志愿，只有从政教两方面下手。有机会时，登上政治舞台，从改良政治以挽救时局。没有机会时，退处草野，从提倡教育以挽救时局。所以当他二十岁以后，一面做官，一面讲学。但他所讲的学问都是礼教，所谈的政治都是王道，很不适合时君的好尚，屡欲尝试而屡不得志。

只有一个时期，——从五十一岁到五十六岁，得着较好的机会，留在鲁国做官做到宰相的地位。从五十六岁以后，他又不得志于鲁国了，于是周游列国，两马一车，仆仆风尘了十三年。六十八岁日后，觉得时局终无希望，乃因老还乡，专门著书立说，讲学传道，把有的礼乐诗书通同审订一番，把鲁国的史书——《春秋》——严正的纂修一过，于是他的年纪已老了，他的一生事业也告一个结束了。

孔子生于周灵王二十一年，死于周敬王四十一年，共计活了七十三岁。自二十岁讲学起，到老死为止，差不多一生讲学了五十年，所以及门弟子布满天下。春秋末了，社会上已呈现一种新的局面。但孔子还是旧时代的人物，他的事业无非“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中庸）第三十章）,“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训”；(《淮南子·要略》）所以及门弟子虽众，而道仍不行。当他三十岁时，好学心切，为礼教问题，曾住周室访问过老子，当时对于老子的言论虽颇折服，但他二人的主张终是各走一路。孔子是儒家的老祖，关于儒家的政治哲学，非本书所讨论的范围，我们只就其对于与教育有关系的言论，提出来说说。

02性质论

儒家论性始于孔子，而孔子却没有详细的解释，对于善恶二字尤未曾提及。他只有这样一句话：“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他以为人类的性质不可以善恶区分，只可以清浊区分。若以善恶区分，实无什么差异，所有的人差不多是完全相近的。

但吾人的行为，在事实上却有善恶之不齐，是何原故？这都是由于出世以后，受了环境的习染。因各人所处的环境不同，则各人所受的习染不能一致，于是日久月深，显出很大的差异来——习于善的则趋于善，习于恶的则流于恶了。环境移人的力量既然很大，所以要注意于环境的选择，勿论交接朋友和毗处乡邻，皆须特别慎重。（《论语·里仁》：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智？（又）益者三友，损者三友。）但善恶虽由环境所演成，而最初萌生时只在一念之差。此一念之差谓之动机，动机善的时候可以成就一个善人，动机恶的时候可以成就一个恶人，所以孔子把它看得非常重要，教人须在这上面用工夫。

至于性质之清浊的区分，谓之智慧，——性质清的谓之智，性质浊的谓之愚。孔子分析人类的智慧为上中下三等。中等智慧的人富于可塑性，可以使之向上，亦可以使之向下；上等智慧的人虽处在极坏的环境里头也不能埋没他们的性灵；下等智慧的人纵令给以极好的教育，恐怕也难使他们变做聪明。所以他说，“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论语雍也》）但人类的智慧虽有高下不等，孔子却认为不甚重要，只要自己能够努力，将来还是一样可以成功；所谓“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及其成功一也”。（《中庸》）

03教育目的

在东周时代，知识虽然逐渐下逮于平民，实际上能够受教育，列为知识分子的，仍是少数——此少数之知识分子，我们称做“士”。不过从前之士为一固定阶级——下级贵族，此时因社会的剧变，把固定的阶级打破，凡有知识的人们通同可称为士。但此时之士虽没有固定的阶级，却多属于有闲阶级或优秀分子，既列为士了，仍能享受社会的特殊待遇，作四民的领袖，独有政治上及社会上一切权利。

孔子平日讲学，多对这一般人说法，意在培养他们好去执行国政，管理人民；故他的教育目的即在培养士族阶级的领袖人材。“君子”就是此项领袖人材之模范人格，试读《论语》及周、秦诸书，凡孔子及其弟子所形容君子的一切言行，无不是指着模范人格说话，便可知道。

从士人到君子，殊不容易，中间必须经过几许的培植和训练。士人教育到了君子的地步，则修养可算成熟，于是不激不随，有为有守，漏然一幅儒者气象。这种人格，不仅富于知识，实优于品性，得志时能致君泽民，不得志时能安贫乐道。国家若是有了多数的这种人材执行政务，则政治必然清明；社会有了多数的这种人材主持正义，则风俗必然醇厚，——这就是孔子的教育目的。

04学习方法

孔子对于求学的方法，归纳与演绎二者并用。归纳法即是他所说的一个“学”字，演绎法即是他所说的一个“思”字，“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抬”，谓之学思并用主义。

“一事不知，学者之耻”一句俗语，正合孔子的求学主张。凡日常生活的一切事物与知识，我们全应知道，全应学习。但那些事物和知识不必全是能够施诸实用的，我们须用归纳法归纳起来，抽出它们的共同点，或有用之点，作为我们应事的标准，所谓“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论语·雍也》）宇宙间的事物无穷，若要件件学习，似嫌笨拙，所以于力学之外，须加上一半思考的工夫。用思考的工夫，任意抓住一件事物的要点，根据这个要点可以推论一切事物均有与此相同的属性，谓之推理作用。

他告曾子及子贡二人的“一贯之道”就是这种推理作用（《论语·里仁》：子日，“参乎！吾道一以贯之”。 《论语•卫灵公》：子日，“赐也，汝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日，“非也，予一以贯之”）。有了推理作用，“闻一可以知十”（《论语·公治长》）,“举一可以反三”（《论语·述而》）,“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

除了归纳与演绎两个方法以外，在学习上，还有两个重要之点：(1)反覆练习，(2)兴味主义。长足地往下学去，而不反覆练习，所学的东西一定容易遗忘。若是努力地反覆练习，不仅能够得着好的记忆，并且可以推陈出新，意味无穷。（注：此处“兴味”可以理解为兴趣。下同）

所以他说：“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论语·学而》）“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论语·为政》）学习而不本诸兴味，所得效果必小，故他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求学固然贵有兴味，但兴味是从努力得来，所谓“发愤忘食，乐以忘忧”。（《论语·述而》）这是间接的兴味主义。直接的兴味，意义肤浅，过时即灭。若是用了一番苦工夫，得着内中奥妙，真是意味无穷，所以间接兴味是我们应当养成的。

05教授方法

孔子平日教人，总是行重于知。他说：

“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均见《论语·述而》）

我们分析他所教的内容，据《论语》所载，分为“文、行、忠、信”四项。（《论语·述而》）关于文的就是他平日尝说的“礼乐诗书”（《论语》：子所雅言；诗书执礼。又《述而》：子日，“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又《阳货》：子日，“小子，何莫学夫诗？”）；关于行的，就是小之洒扫应对，大之致君泽民；关于忠与信的，即是修身的道理。

他的教授方法，是很活动的：

1)或因学生的能力而加以相当的培植，或因他们的缺点而施以适当的补救，所谓“栽者培之，倾者覆之”。（《中庸》第十七章）同一问仁，而所答不同；同一问孝，而所答不同；同一问行，而所答亦不同；这种方法，昔日谓之因材施教，现今叫做适应个性。

2)孔子与学生问答的时候，有时引起他们的动机，有时完全让他们发动，从未有学生未曾注意或绝无机会，而竟按照一定的课程每日死教的，所谓“不愤不启，不惟不发”。（《论语·述而》）这种教法，以今语解释，谓之“启发式”，又可以说近于“自动主义”。孔子平日这样教人，能使学生满意，赞美他是“循循善诱”。

孔子的弟子虽多，讲学虽久，但未有固定的讲坛，他的学生多半随从他四方游历，一面游历，一面讲学，是一种流动式的讲坛制。他的教育宗旨偏重士族阶级的培养，固有时代性，而他这种活动的教学法，因人因时随处不同，这一点至今犹有价值。

06结论

孔子是一位旧时代的人物，追慕唐、虞三代的贤人政治，在他的言行中是可以看得出来的。因其如此，所以对于女子的地位及民众的教育颇不重视。不过他的精神，充满了仁义，充满了情感，悲天悯人之怀愈老而愈切。即平日与门弟子讲学，也是以至诚相感召，以人格去感化，树立千载师门友爱的懿风。试看他们师生间情感之浓厚，说来真个令人惊倒，就是父子兄弟间也未曾有。

孔子抱着满腔忧国忧民的热忧，总是失意时多得意时少。当他奔走海内的时候，经过许多的患难与困苦，他的学生总是始终相从，死生不贰，有的给他解怀，有的给他排难，精神凝结，几无以复加。颜渊早亡，孔子是恸哭非常，曰，“天丧予！”在患难中，门弟子从孔子于陈、蔡、卫、宋诸国的情形，见《论语）《韩诗外传》及《史记》。孔子死了以后，门人于三年心丧期满，犹含悲不忍离别。（见《论语·先进》《孟子·腾文公》及《史记·孔子世家》）这种友爱的情感，全是他平日以人格感化得来的。

后来一般弟子们在主张上虽各执一说，但在精神上都有“守死善道”，“中立不倚”的风度，儒家所谓“士君子”只有他们才配充当。师生间友爱的关系，人格感化的教育，影响于中国后来的民族道德不少；也只有在封建时代才有这种美德，若是拿在装满功利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民族眼中观之，一定奇怪。